匿名 2006-12-9 02:34
白晋 （Joachim Bouvet，1656-1730 ）
[quote] 白晋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中国《易经》的系统研究。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又作白进，字明远。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即人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求学期间，他对沙勿略欲到中国传教却在上川岛上抱恨终生的故事有所耳闻，也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卓越成就的巨大鼓舞，于是便萌发了步他们二人之后尘，到遥远的中国去传教的愿望。
白晋1678年10月9日入耶稣会，1687年7月23日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在出发前，他们被授法国科学院院士，并负有测量所经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收集科学资料之任务。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布雷斯特东渡，经暹罗(今泰国)，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23日)夏，抵浙江宁波，请求在华永久居留。其中有一位神父被暹逻国王挽留，没有同行来中国外，其余五人最后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这五人即为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刘应。当时的浙江巡抚金宏以这些人无护照入境，咨文礼部，拟遣送回国。因当时任职钦天监的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遂批准他们进京。白晋和张诚(J.F.Gerbillon)两位神父当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自由传播福音。
1688年，张诚等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康熙非常喜欢，下令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9个月后学成。白晋、张诚在向康熙讲解所进仪器的使用的同时，还向他讲解一些天文现象，并介绍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和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德拉伊尔(Philippe de Lahiere，1640～1718)观测日食和月蚀的新方法，并绘图加以说明。白晋还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
1690年，张诚、白晋等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白晋、张诚的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
1691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晋和张诚曾准备讲欧洲哲学史，但因康熙患病不能用功而未能按计划进行。他们看到皇上很想了解人体组织及其机能动因，以及在这些组织中发生的那些有益作用的原理，所以又决定讲授人体解剖学。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康熙皇帝任命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回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辗转于水陆，至1697年3月才抵达布雷斯特，5月回到巴黎，并于该年出版《中国现状》与《康熙皇帝》两本书，分别献给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白晋将康熙皇帝描绘为另一位太阳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从而获取其对传教区进一步的财政和人力的支持，亦即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去中国并支付年薪。路易十四慷慨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时授权白晋花一万法郎为康熙皇帝准备礼物。
一切就绪之后，1698年3月，“安菲特利特”号载着一行9位耶稣会士自拉罗舍尔起锚驶向广州，除白晋外，其余8人分别是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利圣学（Jean-Charles Etienne de Broissia）、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国(Louis Pernon)、马若瑟（Joseph Hennry M.de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在此之前，白晋已经安排另外几名耶稣会士先期离开，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和卜嘉（Gabriel Barborier）于1698年1月乘“拉泽兰”号离开布雷斯特，并在路易斯港换上了“拉邦”号舰船，与已经在该船上的其他3名耶稣会士会合。加上他们在印度时，又有两名法国会士结伴来中国，这样，白晋此行共带回了15名耶稣会士，其中的不少人在汉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们于1699年返回北京﹐并携来法国国王回赠的一批名贵雕刻。
白晋这次出使的巨大成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赞许。1705年﹐罗马教皇特使铎罗，为颁布教皇“礼仪”的禁令来到中国，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将其逐出北京。但皇帝认为教皇的错误决策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又听信了坏人的谗言。于是打算派白晋前往罗马，向教皇解释。后由于与铎罗的意见严重分歧，康熙下令将白晋召回，未能成行。
康熙皇帝与西方传教士接触后，在学习使用天文、数学仪器的过程中，对大地的测量产生了兴趣。但康熙关于测绘全国地图的设想，首先萌发于平定三藩之乱时。在战争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地图粗略模糊，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据《张诚日记》记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他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由此决心依靠传教士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一张全国地图。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晋奉命与雷孝思(1663～1738)﹑杜德美(1668～1720)等人带队从长城测起，对长城各门、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谷、水流等进行了测量。1709年1月，他们返回北京，带回一张约15英尺长的地图。之后，又有费隐等人加入。这一次白晋等人率队测绘长城以西，即晋、陕、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带。其余的传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测量绘制《皇舆全览图》，白晋等人还参加了最后的汇总工作，这项任务历时九年才最终完成。经康熙审定后，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发现经度长度上下不一，证实了地球是扁球形。
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白晋卒于北京，之后遗体也安葬在正福寺墓地。
白晋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而《易经》西传史上，白晋的作用犹为重要。自白晋开始，在华的天主教教士之学术研究也渐渐显示了分化的倾向。留驻北京的法籍教士，亲近中国皇帝，甚至奉皇帝之命进行著述。他们虽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却远离了当时中国一般知识界，大多数中国人有何种思想，对他们仍是陌生的。他们以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科学知识和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古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楷模。因此，他们借助研究中国经典，进一步探讨中西文化的共同问题。故而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学的研究，或多或少不同于中国的传统。不过，这种不同是有意识的，相当自觉的。我们看到，而后西方世界形成的易学，并不是沿着中国传统学术方式而发展的，这一点正好与东亚易学形成对照。正是这种深刻的差异性的展开，易学的演进渐渐进入一个更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发展时期。
白晋作为“索隐学派”的开创人物，他的形象理论的建立，直接得益于对《易经》的系统研究。白晋的形象主义构想，在未来华之前即已酝酿。至华后，研习《易经》，推动他进一步着手阐述一种基于形象理论的神学哲学体系。1697年白晋在巴黎就《易经》的题目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他说：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的观点，这是因为大部分耶稣会士至今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其学说没有丝毫牢靠的基础……然而我敢说这个被M .Maigrot所诘难的主张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相信我有幸发现了一 条让众人了解中国哲学正确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我想通过分析《易经》这本书中种种令人迷惑的表象论证（这个主张）的真实性。《易经》这本书中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再说，除了中国了解我们的宗教同他们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学独创多么一致外（因为我承认其现代哲学不是完美的），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方法更能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及心灵去理解我们神圣的宗教。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
主要学术成果 《中国现状》(Etat prsent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
《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1707年自序，仅有抄本。
《康熙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康熙帝传》除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简要叙述外﹐对其品德﹑性格﹑生活﹑爱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介绍。有英﹑荷﹑德﹑义﹑拉丁文译本。中译本名《康熙皇帝》，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根据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藤末雄的日译本译出，1981年出版。
《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
《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éreur de la Chine)是一部相对来说脱离礼仪争论的作品，它颂扬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稣会士群星捧戴的孔子。
《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
参考文献 《耶稣会与中国科学》/樊洪业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余三乐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著，耿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国际汉学》第五辑，任继愈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国刚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国际汉学》第7辑/任继愈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阎宗临著，阎守诚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quote] [url=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28]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