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is 2008-7-7 11:09
[原创]巴塔耶:《自传笔记》
----------------------------------------------------------------------------------------------------------
Autobiographical Note
Georges Bataille and Annette Michelson
October, Vol. 36, Georges Bataille: Writings on Laughter, Sacrifice, Nietzsche, Un-Knowing (Spring, 1986), pp. 106-110
Published by: The MIT Press
乔治·巴塔耶 安耐特·米歇尔森：《自传笔记》
载巴塔耶：《论笑、牺牲、尼采、非知》（1986年春），第106至110页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05本 王立秋 试译
-----------------------------------------------------------------------------------------
1897年9月10日生于比昂（多姆省）。出身农户家庭，以往二三代均为农民，籍贯阿里埃日(Ariege) 省,多姆山省，以及康塔尔省(Cantal)。父亲（在他出生前）失明并（1900）瘫痪。
于莱姆（Reims Lycee）中学学习，是个很糟糕的学生，1913年差点被学校开除，拒绝继续上学，闲在家里，直到同年10月，后来但同意作为插班生到埃佩尔内（Epernay Secondary School）中学继续学业。这时成为一名好学生。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宗教上得指导，现在倾向天主教，于1914年正式皈依。
为寻求安全与母亲家庭逃往康塔尔，1916年1月应征入伍。患重病，1917年退伍。曾有一段时间想要当个神父，或者更确切地说僧侣。1918年11月进入古文献学院(School of Paleology and Library Science)平时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但毕业时只是第二名。
1920年在英国度过两个月时间。接着赴怀特岛本笃修会的夸尔修道院，因其天主教信仰使他曾经爱过得一名女子落泪而突然失去了信仰。
以马德里（后来在维拉魁兹之家Casa Velasquez）西班牙高级研究院成员得名义从古文献学院毕业。爱好斗牛运动；见证了格尼奴(Granero)，马德里竞技场上最著名的西班牙斗牛士之一（当然仅次于比尔莫迪Belmonte）的死。
1922年7月进入国家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
自1914年始确认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写作，而且特别地，同时开始形成一套矛盾哲学。1923年对尼采得阅读是决定性的。决定去旅行，开始赴俄、赴华甚至到西藏游学，后来很快又放弃了。与同事合作把列夫·舍斯托夫的著作自俄语（1924）译为法文。
与米歇尔·莱利(Michel Leiris)建立正式的友谊，接着与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泰奥多尔·弗拉昂克尔(Theodore Fraenkel)建立联系。开始与超现实主义者交往，但结果是自己和布勒东双方相互敌视。1926年写了一本篇幅短小的书《W.-G.》（这本关于对任何形式尊严得暴力反对的书从未出版，最终由作者毁去），接着，在1927年写了《太阳肛门》(由西蒙艺术工作室the Galerie Simon于1931出版，配有马松的插画).。其作品中谵妄、恶毒的人物形象困扰着他的一位朋友，多斯医生（Dr. Dausse），后者让他在波莱尔医生（Dr. Borel）那里进行精神分析。这次精神分析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至1927年8月结束了他经受的一系列令人沮丧得灾难及曾挣扎其中的失败，但却没有对其智识的极端状态产生相同效果，这种极端一直持续。
1928年结婚。1929年《文献》杂志发行时遇见了亨利·李维埃尔(Henri Riviere)，这是一份版块混杂，在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某种程度上疏远管理下，由巴塔耶编辑的艺术杂志。巴塔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最早出版作品中，第一篇也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一篇是关于高卢硬币的文章。（布勒东将会在一系列的误解下把这份杂志视为对高卢艺术的攻击。）布勒东与他之间得的相互敌视使得巴塔耶与前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们走的更近了，当然与他接近的朋友还有莱利斯、马松、雅克·巴隆(Jacques Baron)、雅克-安德烈·伯法(Jacques-Andre Boiffard)、罗贝尔•德斯诺(Robert Desnos)、乔治·林布(Georges Limbour)、马克斯·莫里斯(Max Morise)、雅克·普莱维尔(Jacques Prevert)、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乔治·里伯蒙-德萨涅(Georges Ribemont-Dessaignes)、罗杰·维塔克(Roger Vitrac)。这些名字大部分后来都出现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刊载于《超现实主义运动》La revolution surrealiste,1929）里，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倾向于一种暴力攻击，并在文末公开谴责巴塔耶，认为巴塔耶策划成立反超现实主义小组。这个所谓的反超现实主义小组从未存在过，尽管《第二宣言》的参与者都同意出版《尸体》(Un Cadavre)（这个标题被未来超现实主义者用来指涉阿那托尔·法朗士的死），这一针对布勒东(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中大多数，包括巴塔耶自己，后来与布勒东之间实现的和解)的激烈谴责。
《文献》(Documents)，由于刊行《死尸》作者们大量的文章而起源于这些争论，后于1931年停刊。稍后不久，巴塔耶进入民主共产主义圈(Democratic Communist Circle[1])，后者创办《社会批评》杂志(La critique sociale)（从1931年到1934年），由波瑞斯·苏瓦琳娜(Boris Sorvarine)负责编辑工作。巴塔耶在该杂志上刊载了一些篇幅较长的研究，包括《消耗得概念》(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法西斯的心理结构》(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以及与雷蒙•格诺合著的《黑格尔辩证法基础批判》(Critiqu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巴塔耶当时与格诺关系很亲密，后者每天都在国家图书馆做文献工作，为一本名为《文学疯子》(Literary madmen)的书(这本书后来以《柠檬之子》Enfants du Limon为名出版)收集资料。
民主共产主义圈于1934年解散。这时巴塔耶在数月病痛折磨之后，正遭遇着一系列得心理危机。他与妻子分开了。之后他写了《正午的蓝色》(Blue of Noon)，这不能被当作对这次危机的记述，但可以被视作对危机得反映。
巴塔耶1935年个人主动发起建立了一个政治小组，名为“反击”，重新聚集了一些前共产主义圈子成员，接着与安德烈·布勒东及整个超现实主义小组实现了明确的和解。“反击”小组的一些会议，包括1936年1月21日献给路易十六之死得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奥古斯丁阁楼”(Grenier des Augustine)（现在的毕加索画室）进行的。布勒东、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以及巴塔耶都与会发言。
“反击”小组于当年冬末解散。（巴塔耶一些朋友被认为有支持法西斯主义倾向，而且，甚至巴塔耶自己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想要理解这种矛盾得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一些真相，得阅读埃利欧·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的《红色康乃馨》”The Red Carnation”及其奇怪得刊后语，而不管其根本上相反的意图。毫无疑问，布尔乔亚世界以其存在持续地挑衅暴力，而在这个世界中，暴力的外在形式有着某种魅力。尽管如此，巴塔耶至少从“反战”时期就认为，这种魅力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
“反击”小组解散后，巴塔耶立即与他一些同为前“反击”成员的朋友们（包括乔治·安伯西诺Georges Ambrosino、皮埃尔·克洛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帕特里克·沃尔伯格Patrick Waldberg在内）重新着手建立一个“秘密社团”，后者背对政治，追求需由以宗教方式解决的目标（但同时是反基督教的，本质上是尼采主义）。这个社团后来成立了。其主张部分地由杂志《埃塞法尔》(Acephale)代言，后者在1936年至1939年间分四期出版。社会学研究院(The College de sociologie)于1936年成立，代表事实上也是“秘密社团”得外部活动；该研究院的研究范畴不是整个社会学，确切地说，只是社会“神圣的部分”，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公开表述自己。除巴塔耶外，创始成员还有罗杰·开罗瓦(Roger Caillois)和米歇尔·莱利。里维斯基(Lewitsky)，让·波郎(Jean Paulhan), 乔治·达修忒(Georges Duthuit)等人都曾在该研究院做过演讲。
对于恰如其名的“秘密社团”很难谈论些什么，但是它的一些成员们显然一直保持“遗世旅行”(voyage out of the world)的想法。这是临时的，确实，显然也是难以忍受的；到1939年9月，所有成员都退出了。巴塔耶和全体会员产生分歧不合，这比对战争的直接关注更深层次地使之全神贯注。事实上，巴塔耶在1938年就开始修习瑜伽，但由于处在相当大的动乱以及一种从混乱推至极端的心理状态中，他并没有严格遵守传统训练的戒律。1938年的一起死亡几乎把他撕裂。在战争开始得几天里，他几乎是在完全的孤独中开始写作《有罪者》(Le coupable),在其中他描绘了一种对发展进程中异端自然的神秘体验，以及他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一些反应。1940年底他认识了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并迅速与之建立了相互钦佩和赞同的联系。到1941年底，在《有罪者》完成前，巴塔耶开始写作《内在体验》(L'experience interieur)，于来年年底前完成。
由于肺部感染，1942年4月他被迫离开国家图书馆。1943年他在维孜莱(Vezelay)安顿下来；在那他一直生活到1949年。（《论尼采》On Nietzsche，《备忘录》Memorandum。）在维孜莱生活期间，他在1946年创立了一个评论月刊，《批评》(Critique)。借经常赴巴黎之便，他成功地先后与埃里克·威尔(Eric Weil)、让·皮耶尔(Jean Piel)合作资助其出版，在这份杂志上巴塔耶以明确的权威身份刊载了不少研究。
如果说思想和思想的表述成为巴塔耶的主要研究领域的话，这并非没有经过重复的努力，在其意义的限度里，在经验方面缺乏外在的一致性，但正是这种不连贯指出了一种理解可能性之整体(the totality of possibility)的努力，或更确切地说，不依不饶地拒绝任何排他的可能性。巴塔耶的抱负是对一种独立自主存在(sovereign existence)的渴求，后者不受一切利益的限制。他的的确确关注存在(being)，以及作为主权(sovereignty)的存在，超越意义的发展。处在争议中的是是否能够得到一个超越意义之上——就代价而言，如果需要的话，一种无信仰的混乱——的结果。哲学，举例来说，对巴塔耶而言下降为杂耍——在这个词最糟糕的意义上来说。问题不在于某个目标的达成，而更多地在于逃离那些目标设下的种种圈套。
我们不能回避这项加在人身上义不容辞的任务，而必须保持主权的一部分，不可简化的那个部分。在这个层面上，这是一种随宗教经验之觉醒而来的态度，但这宗教经验是从对意义的询问中解放出来的，那宗教经验如果一定要是什么东西的话那必然是一种终结(end)。巴塔耶方面的工作在于此，但这是一种逃脱的努力，一种朝向直接自由(a freedom that is direct)的释放。
1958(?)
--------------------------------------------------------------------------------
[1] circle 指(具有共同利益与兴趣所形成的)集团,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