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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抽时间学习肖知兴先生的有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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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华为的世界》，世界的华为（读者：肖知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中国人“太聪明”，但因为无法用制度、流程、系统把这种个体的“聪明”规范起来，5000 年都受穷。
   读吴建国和冀勇庆君的《华为的世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描述的华为以巨大的代价，通过向IBM等西方公司学习，实现对“华为特色”管理的自我否定，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的过程。
   从1998 年8 月，IBM全球服务部负责的IT 战略与规划项目启动后，50 位IBM 顾问在华为一呆就是5年，按照人均顾问费20万美元计算，仅顾问费一项华为就支出5000 万美元。此外，华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配合IBM项目组的管理工程部，也有300多人。内部人士的估计是，整个变革项目的费用不低于10 亿元。这个期间华为的平均营业收入大概是200 亿元左右，而且还经历了2002年这个营业收入下滑的“华为的冬天”。
  与人们对这个变革项目的抗拒而产生的心理成本相比，财务上的成本其实还是次要的。花大价钱请的顾问来了，做导入培训的时候，华为的管理层有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有迟到早退的，有质问顾问这个东西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华为的情况的，也有直接告诉顾问，华为的流程比IBM还要先进的。好比一条航行了一半的木筏，为了抵御风浪，要在行进的同时改造成一条大船，任正非自入险境，面临的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恶战。
  而作为一个非凡的企业领袖，他的让人眩目的沟通能力在这种关键时刻往往大放异彩：
  “我们坚决反对搞中国版的管理、华为特色的管理。所谓管理创新，在现阶段就是要去消化西方成熟的管理。IBM是一个有80 多年悠久历史的公司，而华为还处在一个学生娃、课本式的幼稚管理阶段。我们一直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不希望掉到河里去。”
  “我最痛恨‘聪明人’，认为自己多读了两本书就了不起，有些人还不了解业务流程是什么就去开流程处方，结果流程七疮八孔地老出问题。你们一定要明白IBM是怎么做的，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我们通过培训、考试上岗，即使他认为自己比IBM 还要厉害，不能通过考试也要下岗。”
  “我们让大家去穿美国鞋，让美国顾问告诉我们美国鞋是什么样子。至于到了中国后，鞋是不是可以变一点，只有顾问有权力变，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创新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创新。我们要把那些出风头的人从我们变革小组中请出去。”
  任正非下定决心削足适履，提出了著名的管理学习“三化论”：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冒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他知道，员工主观能动性、团队合作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也就是外界津津乐道的所谓华为“狼性文化”，并不能包打天下。虽然，以国内标准衡量，华为是相当成功的公司，但因为管理系统的薄弱，华为的管理水平与国际同行的差距还相当大。华为每年把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但研发的效益仅仅是IBM的1/6。供应链方面，华为订单及时交货率只有50%，而国际领先公司为94%。库存周转率3.6 次/ 年，但国际领先公司为9.4 次/ 年，订单履行周期长达20?25 天，国际领先公司为10天。从人均销售额比较，华为的100万元人民币与国际领先公司的50 万美元同样相差悬殊。
  任正非感慨，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太聪明”，但因为无法用制度、流程、系统把这种个体的“聪明”规范起来，5000年都受穷。其实，中国的问题同样可以说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同样因为无法把这种个体的“勤劳”规范起来，5000 年都受穷。走遍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过得那么辛苦？
《华为的世界》披露一个让人深思的细节：1996 年的时候，华为人几乎天天加班，但企业的人均销售才57 万元；到了2005年，完成流程变革项目的两年之后，加班现象越来越少，人均销售收入却接近150 万元。华为终于走出了一条不靠个体的“聪明”、“勤劳”来生存的新路子。
   只可惜，中国企业界，能在任正非这个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管理的价值，放下身段向西方企业学习，从而让自己的企业与国际接轨，从容地走向世界，像华为一样成为“世界的华为”的人实在太少。我做管理学教师，最害怕碰到的就是那种向我引经据典，大论中国式管理的好处，管理学的精髓中国古已有之，我们不需要向他人学习，西方人不比我们高明，假以时日，中国企业必然独步天下之类的老板。他们政治上正确，话往往也讲得慷慨激昂，再加上给同学一种微妙的解脱情绪（哦，原来我们本来就有，那就不用这么费力在这里苦学了），做教师的，简直是哭笑不得：你要是不承认我们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那我们确实就没有在这里讨论管理的共同基础了。私下里，我心里想说的是，你要是选择“义和团式管理学”，信奉“刀枪不入”，那就悉听尊便，看看洋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吧。
  这种老板的企业往往做得并不大，但却颇有天下商道尽在掌握的自得之态。仔细了解，他们的所谓生意，却多半是那种神神鬼鬼的官商、盗商型（定义见上期专栏《城市与商业》）的买卖。这也难怪他们这么想，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坑蒙拐骗的权术技巧，我们确实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不说别的，一本《三国演义》就足够把美国人砸晕，确实轮不到他们来做我们的老师。[/quote]

[quote]
2008年4月中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创业者的乐园——深圳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总经理沙龙活动，此次主题定为“报”的哲学与实践。40多位来自各行业的总经理们与中欧管理学教授肖知兴博士一起就日常碰到的经营与管理困惑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启发性的点评与坦诚的经验分享为与会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quote][url=http://app.ceibs.edu/edpimg/images_idea0805/AMP-salon.pdf]中欧高层经理培训部版权所有[/url]

[quote][font=宋体,sans-serif][size=3] 我从事管理教育，与中国各种各样的老板打交道，碰到过很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比方说，很多老板不喜欢人们把他们的企业叫做“中小企业”。[color=#990000]中国企业的规模，就算是那些年营业额上了100亿元的，放到全世界范围，也不过是中小企业而已，更不用说那些规模更小一些的了。[/color]但是把他们的公司说成中小企业，好象就有点瞧不起人似的，不妥。与此相关，[color=#003399]创业、创业企业等概念，因为与“中小企业”的关联，也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color]我在中欧负责的一个总经理课程，定位于为这些人提供联系中国实践的、系统学习管理的机会，后来就改了一个更好听的名目：“[color=#0000ff]高成长企业[/color]”。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家不喜欢中小企业这个词，相当于是把目标定得高一些，也不算什么坏事。但[color=#ff0000]比对中小企业更大的忌讳是大家对创业历史回顾的忌讳[/color]。[color=#0000ff]这种忌讳，无形之中，影响了我们对创业经验的总结和学习。[/color]中小企业是这样，很多长得更大的企业，似乎也不愿意或者无法去较为系统、较为客观地总结自己的成长的经历。[color=#006600]而那些堂而皇之公开出来的创业史，往往是当事人别有用心的公关工具，与事情的真相之间的差距，往往不是一点两点。
[/color]    有道是，英雄起于毫末，谁没有穿开裆裤的时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问题自然是出在中国的独特的创业环境上：当时很多事情都是说不清的，处于黑白之间，把那些事情重新扯出来，没事倒也罢了，万一有事呢？还不如继续闷声发大财。[color=#003366]于是，苦了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无法从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发明轮子，闭门造车，全靠自己去琢磨出那些完全可以用成本更低的方式学到的各种管理方法、原则和道理。[/color]
   [color=#ff000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阿尔法狗》就是一本学习他人创业经验的好书。[/color]作者是美国《公司》杂志的记者，文笔生动，可读性很强。除了这些创业者细节丰富的创业经验外，阅读过称中那些发人深省的内容，象是森林里成熟后垂落在草地上的果实，让人喜出望外，应接不暇：
[color=#0000ff]“企业真正的产品就是企业本身，正确的经营模式尽量少去调整产品而是尽量多的优化生产方法。相比于产品，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color]    [color=#ff0000]“当你经历生活磨难，生意将告诉你三件事情：最低廉的价格，最好的服务和最优的质量。当它们告诉你这些时，它们是说谎的。因为你只可能做到三点中的两样。”[/color]
    [color=#006600]“把这100家（最适宜于工作的）公司视为一组股票组合，他们就会发现，如果有人投资在我们1997年列出的那些公司身上，这些人会赢过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3倍。”[/color]
    …… ……
    世故的人也许已经开始不以为然了，这里是中国，美国那些创业者的经验，多大程度上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确，如果纯粹是为了个人发财，中国历史悠久的亦官亦商（官商）、亦盗亦商（盗商）的传统，在当今的中国，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权术、阴谋、权钱交易那一套神神鬼鬼的东西，市场仍然很大。但[color=#993333]如果你的目的是真想做企业，做好一家企业，为顾客创造一点价值，为社区增加一点色彩，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值得留下的东西，这些质朴的道理就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学“真理”。
[/color]    中欧总经理班的同学也经常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欣慰地看到，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是，[color=#0000ff]当前的中国，价值创新型企业虽然做着累，但一旦做起来，一般就比较稳，而且心安，夜半不怕鬼敲门。[/color][color=#006600]价值转移型的企业看起来很容易，很风光，其实企业风险非常大，一不小心，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color]，[color=#ff0000][b]加减乘除，上有苍穹。
[/b][/color]    当然，价值转移型企业也不排除有“漂白”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些企业的基因从此就坏掉了，[color=#990000]尝过鲜血的滋味，再让他去吃草，吃不下，吃下去也消化不了。[/color]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权钱交易型的老板因为内幕必须控制在自己和极少数亲信手里，所以，分权、授权、放权等科学管理的原则对于他们如果不是叶公好龙，也完全是水中月，镜中花。不要说别人，连自己的司机在旁边偶尔多听了一个电话，他恐怕都要担惊受怕一番，到半夜都睡不着！
    他们中的一些同学甚至订立了一个“三不”同盟：不吃饭、不送礼，不给回扣，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去打开市场。用他们的话来说，[color=#990000]在中国，[color=#ff0000][b]最好的蓝海就是坚持价值创新的理念[/b][/color]，当多数企业都还在孜孜于各种权钱交易的捷径的时候，坚持价值创新，就成为了一片最广阔的蓝海。[/color]我深以为然。我给另外一些人讲这些的时候，他们甚至觉得这些是天方夜谭。但我自己这些年的观察是，管理最能与国际接轨的，产品最有国际竞争力的，成长得最稳健的，恰恰是这些被别人嘲笑为“天方夜谭” 的同学的企业。
    所以，中[color=#0000ff]国企业以及中国的未来，肯定是在这些价值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这边，而不在那些价值转移型的企业那边，虽然后者一时看起来还非常风光。[/color]《阿尔法狗》的书名蕴意作者对这些行业的隐形冠军的称赞，并不包涵对大企业、大公司的任何贬义和恶意，大致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大狗叫，小狗也叫”吧。我这里说“小狗叫，大狗跳”的意思则是，当价值创新型的小狗们叫唤起来的时候，那些貌似强大的价值转移型企业要当心，你们最好的日子，也许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至少, 让我们一起祝愿吧。[/size][/font][/quote]
[font=宋体,sans-serif][size=3][font=宋体][size=11pt][size=3][font=宋体][size=12pt][size=4][font=黑体][font=宋体][size=11pt][size=3][font=宋体][size=12pt][size=4][font=黑体][color=#000000][b]来源:[/b][font=宋体][size=3]独树堂随记[/size][color=#cc6600][size=3][size=3] 20070822[/size][/size][/color][/font][/color][/font][/size][/size][/font][/size][/size][/font][/font][/size][/size][/font][/size][/size][/font]
[/size][/font]

商业与管理[url=http://hi.baidu.com/bookyou007/blog/item/d987d47a2e3ba9e82f73b352.html]2008[/url]-07-05 07:49 A.M.[quote]在中国做管理教育，最深切的一个体会是，只有价值创造型企业才有真正的对管理和管理学的需求。官商瞧不起管理，盗商听不懂管理，对于他们，什么管理出效益，领导力开创蓝海之类都是太书生气、太遥远的事情，搞个上市公司、弄块地，瞄准国外的某个畅销车型搞个“模仿秀”，哪个赚钱不比管理来得快？所以，[b][color=Red]官商、盗商与你谈管理，是叶公好龙；你与官商、盗商谈管理，则是对牛谈琴。[/color][/b]中国[b]一些地方的管理课堂逐渐变成了街头相声馆似的娱乐场所，或者提供权钱交易平台的权贵俱乐部，背后其实就是这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简单原因[/b]。
某次我主持的管理座谈会上，某知名企业老总大谈以“拿来主义”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瓶颈，竟然博取了满堂的掌声。中国的古话是“一日行窃，终身为贼”，我们这里盛行的却似乎是“窃书不能算偷”的现代翻版。会后，一参会者向我走来，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坚毅而平和的神情跟我说：不能偷，做企业，是任何情况下不能偷的，对不对？我闻之，喜不自胜。[/quote]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利与义的取舍

Link - Fri, 11 Apr [url=http://zhumh912.blog.163.com/blog/static/38160572200831192436882/]2008 [/url]21:24:3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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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过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企业在夹缝中的商业道德”，中心意思讲在当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下，有官商、奸商、儒商、盗商等等不正常现象，一个企业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经过这些年与众多企业管理者的接触，深有感触，现今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一尘不染的企业几乎绝种，即使有也快要倒闭，反倒是那些精于取巧、擅于钻营的主儿成就非凡，对企业经营者而言，真有点像“逼良为娼”。
古训有言：[b]君子爱财，取之有道[/b]，恐怕凡我华夏子民均铭记于心，它教诲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爱财与有道之间作出正确的取舍，而偏偏当今时代，总有部分国人一边诵读，一边干着男盗女娼的勾当，实为不耻。同样，对于现今很多企业来讲，又何尝不是呢。一个企业成立之初，追求盈利并没有错，但应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才为正道，而我们耳闻目睹很多企业的非法营生，近年出了很多黑砖窑、黑矿主、黑猪贩，他们或非法开采国家资源，严重影响国家生态环境，或将死猪肉进行非法销售，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纵使很多国内知名的大企业，也因短视采取非人道的方式聚敛财富，这到底是怎么了？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行为特点、性格养成及健康成长与他生长的环境密不可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客观因素在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诚实守信意识的培养、待人处事态度的养成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对企业而言，市场经济环境同样影响着他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同样左右着团队的心态。我们很多的企业创始人在创立之初都满怀理想和追求，立志做一番事业，但是周围的环境却逼迫他不得不经常违背良心去违法经营，如此这般，最后理想仅仅挂在墙上、信念常常留在嘴边。。。。。。究其原因，我认为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与运作是最大的祸首，是根源，亚当.斯密斯称市场经济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和控制，他讲的是一种在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规律，而现今我们的市场经济将老亚的理论又发展了一步，一只看得见得手紧紧握着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是政府，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政府控制着国家的稀缺资源，在行政审批、投资控制、资源开发与利用、政策资源的开放等方面无时无刻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一些商人为了达到商业目的，不得不选择与政府机关掌权者进行钱权或人情交易，获得稀缺资源的使用权利，达到占据市场、获取盈利的目的，我们称之为“官商”。纵多官商尚能遵守江湖道义，仅仅在劫富济贫上做文章，不伤害百姓利益，更有甚者，官商勾结、巧夺资源、祸国殃民，干的尽是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勾当，我们称之为“盗商”或“窃商”，最不为人所齿。相信利用政府资源在获取稀缺资源的企业不在少数，仅有的哪些在艰难中咬牙坚持的，难能可贵，但好像时日不多了，可悲！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不能引导企业健康成长，那么在畸形环境中苦苦挣扎的企业将只好效仿哪些违背道义的商人，从事违法的勾当，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是处在真空状态，任何偏执的固守信念或同流合污都是不可取的。不同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如何选择，就看经营者如何取舍，铬守道义、顺势而为不失为上佳选择，就像出家者有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有道是：只要你心中有佛，又何惧偶然开荤呢。[/quote]

肖知兴叹息官商勾结

([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19387001000m1i.html]2006[/url]-11-25 02:06:56)  [quote]
   阿城曾说，中国哪里有什么商业，“只是权力释放出一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迂回曲折，就去把释放出的资源拿到手，这不是商业”。如果说这可以说是对“亦官亦商”型的所谓商业的写照的话，那么，建立在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破坏环境、压制劳工基础上的“亦盗亦商”型的所谓商业当然就更不是商业了。这[b]两种 “类商业”的共同特征都是它们都以价值转移而不是价值创新为核心，前者巧取，后者豪夺，都不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都不具有以平等、自由、契约为核心的真正的商业精神[/b]，而且，一方面它们被专制权力压榨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与专制权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真正的商业精神的一种强大的反对势力，压制甚至扼杀了真正的商业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和成长。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如果说晋商、徽商“官商”的色彩浓，地处专制体制边缘的温州、漳州、汕头等地的商帮的成长过程，却无法摆脱或多或少的“盗商”的色彩。一个阶段内，它们成为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但在面临全球竞争的今天，他们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历史的重负，向后直转，面朝蓝色大海，成为真正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企业呢？不要告诉我这个城市的商人有多成功，有多富，买起宝马和宾利轿车来有多么的大方，如果没有真正的商业精神的支撑，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商业文化，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中国历史上，从商而富可敌国，最后却身世凋零的人难道还少吗？我们的商业阶层，多大程度上还在重复这些演了上千年的悲剧呢？[/quote]

艰难的底线：夹缝中的中国商业精神

2007-08-29 15:39
肖知兴
《中国企业家》300期特刊专稿
[quote]
中国商业和中国经济的未来，靠的只能是那些坚信价值创造的企业家和管理者。   

前不久，我的一些学生和朋友成立了一个“传习社”，致力于在企业家和管理者的群体中做一些人文思想的建设和传播工作。我准备送他们一副对子：“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对子最早出自董仲舒的“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朱熹也曾经把它作为白鹿洞的学规之一，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曾国藩的老师、晚清理学名臣倭仁在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奏折中的一个著名说法的意义也大致相同：“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总之，功利是不重要的，而仁呀、道呀、义呀这些东西，浑然自足，不假外求，好像是可以当饭吃的。
我改了两个字，反其道而行之，想强调的道理很简单：义和利，道和功，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统一的，为什么非要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动辄把人往非此即彼、非义即利、非小人即君子的道德抉择的死墙角上逼呢？如果这只是个别“道德狂”以这种方式进行宗教性自律，那也罢了，可怕的是，自从朱熹成了“朱子”，被统治者居心叵测地搬进孔庙从祀，享受吃冷猪肉的待遇之后，这个“义利之辨”就成了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寒光逼人的审判之剑，尤其那些与商业有些关联的人，永远不知道，这柄剑什么时候会掉到自己头上来。
市场和商业需要道德和精神的支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那些人人都认同、众口一词认为很重要的道德信条却总是一次又一次无情地被人打翻、践踏、抛弃？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商人和商业在传统话语体系中的这种宿命性的屈辱地位？义利之间，支撑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商业精神在哪里？

商业与道德
西方人从个体的利益出发，倒是很容易就想清楚了自他两利、义利合一的道理，走上了理所当然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里最著名的是亚当·斯密的“[b]开明的自利[/b]”(enlightened selfishness)的提法：“不是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善心才让我们有了心仪的晚餐，他们考虑的都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明白，不是他们的人道主义，而是他们的自利，让我们有了心仪的晚餐。不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需求，只需要告诉他们他们的机会。”（《国富论》）这里的“自身的利益”、“自利”，指的是通过诚实和辛勤的劳动，满足客户的需求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开明的自利。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开明的自利的最好阐述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解，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赢、多赢的概念。
市场上平等的个体之间基于诚信的契约关系、交换关系，要想实现双赢、多赢，条件很简单：这种交换关系必须无中生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在这个交换关系发生之前不曾存在过的价值。价值创新型企业围绕的就是这个价值创造的核心：企业家寻找市场机会，对生产要素进行重组，推出客户需要的新产品，创造了价值；管理者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先让大家分工，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让大家合作，团结友爱，相救如左右手，更是创造了价值；各员工努力做好本质工作，开发，生产，市场，销售，自然也创造了价值。再远一点，提供资金的放贷者或者股东、各种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笔者这种智力劳动者），也是这个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一分子。大家都受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在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同时增进着社会的福利。
然而，利中有义，功中有道，看起来无比简单的市场交换关系，其中蕴涵的平等精神，契约精神，诚信与守诺的精神，其实哪一样都不简单。亚当·斯密之所以在《国富论》之后有写了一部《道德情操论》，也许就是意识到了这些看似平易的市场美德之下隐藏的深沟大壑吧。首先，作为一般的市场交易主体的一些商人可能因贪婪而短视，为了今天的一块钱，而忽视未来有可能得到的一百块钱，于是开始短斤少两，偷工减料；其次，不要忘记，市场背后那个从未消失过的巨大阴影：市场的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有一个合法暴力的掌握者也就是统治者提供最基本的秩序。这个手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会安于收取某个百分比的交易税，不去干涉市场主体之间的各种自动自发的交易行为吗？

国家与商业
很不幸，看起来，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诺斯最近用有限通路社会和开放通路社会的概念分析人类历史（参见 North等《一个理解人类历史的观念框架》），一万余年以来的人类历史中，除了最近三百年西方出现的几个少数开放通路国家外，绝大多数“自然国家”的统治者都会充分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机器，去谋求特权和收取租金（其实也就是吴思先生的“血酬”的概念）。所以，我们有了古今中外的商业阶层都难于避免的恶梦：统治者因贪婪而短视，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商人选择成为这些统治者的同谋；另外一些商人则想，我在这里创造价值，谁知道什么时候老大又发威呢？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吧。所以，什么净现值分析、研究开发、品牌建设在这只强大“掠夺之手”的阴影下都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了。统治者暴虐地贪婪的结果是，被统治者卑怯地贪婪，所以就有了各种变本加厉的短视行为：假冒伪劣、毁坏环境、贱卖资源、不见天日的黑奴工……
两种短视行为的共性是，他们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价值、甚至是破坏价值。前者是“亦官亦商”的“官商”，通过特权、垄断、权钱交易等形式“巧取”，后者是“亦盗亦商”的“盗商”，通过以上列举的对客户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欺压来“豪夺”。而且，两者往往还互相促进，巧取经常是豪夺的因，但在一些情况下同时也能成为豪夺的果（例如某些争议行业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下逆潮流进行非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但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这两种“类商业”的共同特征都是，它们与真正的基于平等和自由的现代商业精神格格不入，势同水火。而且，如果说官商是专制统治者的同谋和朋友，盗商又何曾是他们的敌人？在大多数无法建立开放通路的自然国家，官商、盗商与专制统治者构成一个铁三角，牢牢地套在新生的商业阶层的脖子之上。
西方国家就没有官商和盗商吗？如某些人所愿，“西洋也有臭虫”，开放通路国家的商业发展史中，确实也有一个价值转移型企业逐渐转化为价值创造型企业的过程。例如，英国皇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颁发特许权的方式，无孔不入，控制了绝大部分工商行业。鸦片战争中英国的一方，就是拥有东亚贸易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被美国人奉为开国先锋的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们，与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签下七年的“卖身契”，才买下他们在新大陆殖民的权利。然而，随着特许权范围的扩大，官商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商业阶层。最后到1624年《垄断法案》的颁布时，除了印刷等少数行业外，所有皇家特许权都取消了。诺斯盛赞这种让特权阶级和新生的商业阶层实现双赢的制度安排是自然国家走向开放通路国家的神来之笔，但这背后，恐怕也是商业阶层义无反顾地追求价值创新之道，逐渐强大，与皇室分庭抗礼的过程。
我们熟悉的日本的三井、三菱，韩国的三星、LG的发展过程，同样走了有一个从“官商”到独立的商业阶层的过程。中国的人的徽商、晋商，这些同样与权力有各种千丝万缕关系的红顶商人，面对中华帝国的专制统治者手中全世界罕有其匹的无比强大的“合法伤害权”的时候，却始终无法摆脱他们的卑微的依附性的地位。“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清朝大盐商江春对乾隆皇帝的这番“剃头担子一头热”、情深意切的表白，是对中国本土孱弱的商业精神最无可奈何的写照。

“官商”与“商官”
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如果说，“官商”还有卸下红顶（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成为真正的商人的可能性，“商官”，带着“商”面纱的“官”，却往往更难实现自身从“官”到“商”的转化，从而成为商业更危险的对手。一方面打着国家、集体的旗号的企业利用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却是通过产权改革等方式，实现内部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对商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合法性的侵蚀，对现代商业精神的伤害，长远而言，是难于估量的。一些经济学者为这些行为辩护，认为“网络暴民”的言论的不足为论，他们也许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还有那些以“人民利益”、“国家安全”名义的垄断和国家资本主义，看似市场化，也许正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与真正的商业精神越行越远？这些同时掌握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和资本力量的庞然大物，虽然貌似无比强大，但它们再强大，也不可能比一样东西更强大，那就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如果无法捆住“国王的手”(tie up the hands of the king)，在这些庞然大物强大的伤害力的威胁下，市场的萎缩、出逃和崩溃，也许都是难于避免的事情。
同样，西方也有盗商。例如，北欧人曾经盛产海盗，至今仍尊维京海盗为祖先，但盗亦有道，在海盗精神的基础上，这片苦寒之地却生长出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支傲人的奇葩（参见Leeson《海盗组织的法与经济学》）。我们的“盗”，不知为什么，却逐渐演化成为“窃”，“盗商”变成了“窃商”。例如排污，你白天来查，那我就晚上偷排；地表不让排，那我就用200个大气压，直接打入地下。我们曾经慨叹，旧中国如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洋油、洋火、洋布的市场，如今，当我们付出劳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制造出来的产品终于销遍全球的时候，再一次发出慨叹声的，却同样是我们。这种繁荣究竟是谁的繁荣？这种繁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们要不要这种繁荣？当整个中国污染到难于找出一片清澈的湖水的时候，我想了又想，萦绕于头脑中的是一个词：报应，大自然母亲对贪婪的报应，有的暴虐而贪婪，有的卑怯而贪婪，总之，是对贪婪的报应。在这些价值转移型的类商业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的企业家要守住底线，恪守价值创新之道，实在是太难，太难。

彷徨在义利之间
回到义利之辨。孔子虽然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种过于两极化、简单化的话，但在更多的时候大多数，关于这个问题，他持有的是一种中允和平和的态度：“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很多情况下，富贵是可以以其道得之的，利益与原则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如果利益与原则实在发生对立的时候，孔夫子的建议是安贫乐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其实也是很多沉默的大多数在面对原则与利益的对立时所做出的道德选择，得失寸心知，都只不过是“从吾所好”而已。
同样，朱熹同样也未见得就是个道德自虐狂，他关于义利之辨的一些观点，也自有其逻辑自洽的一面， “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如果把开明的自利解释为“天理”，他与亚当·斯密的距离，也许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得那么远。而且南宋以来更有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实学一派，旗帜鲜明的主张义利合一，甚至以利导义，“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直接把利益作为道义的基础。
后来为什么会单方面地把“义”抬得这么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道德的高调唱得连嗓子都劈了呢？我曾多次阐述过，这板子打到孔子、朱熹等人头上其实是不公平的。说到底，这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小小的阴谋：你不是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吗，吵吵个啥，先一边呆着，把自己修炼成“圣人”再说话吧。至于皇帝老子他自己，奉天承运，已经是“圣人”了，百毒不侵，无论怎么荒淫无耻，都是他执照上的权利了。所以，老百姓越是舍利取义，舍生忘死，大公无私，统治者自然也就越是称心了。总之，道德是私人的事情，公权一旦侵入，便成罪恶。道德是猫，每个个体，尤其是还能掌握一点资源的企业家朋友，谨守宗教性私德，恪守价值创新之道，自己努力抓老鼠，然后再带动社会性公德，逐渐形成尊重价值创新的风气，大家一起多抓些老鼠，便是这个社会的福气。至于公权这只狗，还是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守好法律这扇门，不让那些专做神神鬼鬼的价值转移勾当的人进门才是正经。

商业与管理
在中国做管理教育，最深切的一个体会是，只有价值创造型企业才有真正的对管理和管理学的需求。官商瞧不起管理，盗商听不懂管理，对于他们，什么管理出效益，领导力开创蓝海之类都是太书生气、太遥远的事情，搞个上市公司、弄块地，瞄准国外的某个畅销车型搞个“模仿秀”，哪个赚钱不比管理来得快？所以，官商、盗商与你谈管理，是叶公好龙；你与官商、盗商谈管理，则是对牛谈琴。中国一些地方的管理课堂逐渐变成了街头相声馆似的娱乐场所，或者提供权钱交易平台的权贵俱乐部，背后其实就是这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简单原因。
某次我主持的管理座谈会上，某知名企业老总大谈以“拿来主义”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瓶颈，竟然博取了满堂的掌声。中国的古话是“一日行窃，终身为贼”，我们这里盛行的却似乎是“窃书不能算偷”的现代翻版。会后，一参会者向我走来，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坚毅而平和的神情跟我说：不能偷，做企业，是任何情况下不能偷的，对不对？我闻之，喜不自胜。
中国管理和管理学的成长，中国商业和中国经济的未来，靠的只能是这些坚信价值创造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这些顽强地在坚守在底线之上的人们，很累，也很孤独，渴望得到感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我经常告诉他们的是，正如爱读书的人不孤独，因为古今中外所有最聪明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一样，你们其实并不孤独。人类商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底线坚守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万川归海，世界上所有的江河通过大海形成一个共同的整体，每个孤独的商业精神的践行者背后，支撑你们的是中西文明共通的像海洋一样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浩浩荡荡，横无涯涘。[b]守住这条底线，未来便属于你们。[/b][/quote]

[quote]　一直以来，“仇富”是一个被精英们用来妖魔化普罗大众的词汇。某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危言耸听地说“要警惕社会向富人开黑枪”，动不动说“要警惕杀富济贫的仇富情绪”，“要尊重这个社会的创富者”。仿佛普罗大众只是一群不劳而获、热爱平均主义，反市场、反财富的懒鬼和暴徒，仿佛他们的思想还停留于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自己不努力工作赚钱，还整天心怀妒忌，眼红地盯着富人的财富，甚至会从黑暗的角落里随时给富人脑后拍一板儿砖。在这种描述中，“仇富”成为一个可怕的字眼，公众成为所有财富的敌人。[/quote] [url]http://www.cat898.com/html/2008/07/20080730224025.asp[/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