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雪无痕

　　十九世纪法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教情感和习惯呈现出“性别的二态性”，即男性宗教情感淡漠，对宗教活动缺乏兴趣，而女性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宗教情感和习惯，甚至有所加强。这种变化使得女性在信徒的数量和宗教活动的参加者上处于数量上的主导地位。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天主教的“女性化”。
　　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十八世纪初，普罗旺斯地区84%的女遗嘱人和70%的男遗嘱人要求死后为自己做安魂弥撒。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二者分别为67%和46%。比例的下降是世俗化的反映，而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则是天主教女性化趋势的表现。这种趋势在19世纪继续发展。例如，在纳维尔教区，1844—1845年14岁以上的男女天主教徒参加复活节领圣餐礼的比例分别为18%和56.9%，1886年分别为19%和59.4%。在宗教感情相对淡漠的地区，这种“性别的二态性”现象就更为突出。在1868年的鲁瓦莱特地区，81.9%的女性参加了复活节领圣餐礼，而男性只有18.4%。造成十九世纪法国天主教“性别二态性”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男子与天主教在性道德观上的冲突是导致宗教行为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男女分校是在天主教道德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约束和压制性行为，而且教会把矛头主要指向年轻的男子，谴责他们性行为的放纵和违背伦理道德的性行为。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男子对天主教的性道德观日益不满，因而对天主教会表现出日益疏远的倾向。 相反，十七世纪天主教所倡导的这场道德改革对女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保护作用的，宗教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产生了。到了十九世纪，由于教会对原始避孕技术的态度而使这种差异更为扩大。十八世纪末，法国已经开始运用人工流产来限制家庭规模，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日益普及。天主教会极力反对这一做法，并首先责难于男子。而男人们认为这完全属于个人私生活，他们反对教士的干涉，厌恶教士在讲道中唠叨天主教的那套伦理规范，因而远离教堂和宗教活动。1867年，亚眠的一位本堂神甫报告说：“女人们相当普遍地参加告解，但男人们首先因为这一恶习而远离圣餐。”
　　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行为的“性别二态性”是根植于法国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差异的一部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社会的文化一样，在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将某些活动，特别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角色限定为是女性的，而将实践性的活动和角色限定为是男性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事务。天主教会本身也积极地支持这种文化观念，正如贝尤克斯教规所说，妇女是“家庭宗教事务的代表”。同时，虽然十九世纪的法国男性日益转向世俗道德，但他们仍然认为宗教教育和天主教所宣扬的伦理品德仍是贤妻良母所必需的。因此，对于当时一些不信教或宗教感情淡漠的男子送自己的妻子上教堂，或者送自己的女儿到女修会学校上学的现象，不应感到奇怪和惊讶。同时，十九世纪法国文化也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男子追求独立和自主，维护父权，追求对女子的绝对控制。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却削弱了男子的这种控制能力。相反，与宗教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女性深受教士的影响。被称为“良心的指导者”的教士通过对女性的控制而将天主教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家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的一名作家对此进行了揭露，他说：“指导者紧紧地跟随妻子和母亲，他坐在她的炉边，统辖着一切，控制和管理着包括家庭经济和孩子教育在内的每一件事情。丈夫以为自己和妻子的生活是隐秘的，但是他错了，指导者作为第三者就在他的身边。指导者的思想进入了他的卧室，溜入了他和妻子的床榻，即使是婚姻生活中最隐秘的权利也无法逃脱指导者的监视。”因此，法国男子与教士的冲突是必然的，他们不满于后者对自己的私生活的干涉和自身权威的挑战，痛恨后者的精神控制，特别是对自己的常去教堂的女伴、妻子的控制。但身处男性文化中的女性并不完全这样看待天主教会和教士。她们已经习惯了等级和权威，甚至愿意借助教士的权威来抵消或减轻来自丈夫和父亲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教会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女人们是平等的，独立于她们的男人们，组织和参与完全属于女性的慈善和社会团体。”
　　当越来越多的男子疏远天主教时，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便突显出来。这种趋势体现在多个方面。宗教活动参加者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十九世纪象征母性和圣洁的圣母玛利亚崇拜在法国的兴起也是适应女性这个信徒主要群体的要求的一种反映。女修会的急剧增加则是天主教女性化的突出表现。1808年，法国有修女12300人，1850年为66000人，1878年为135000人（不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80年的时间里，共新建了400余个女修会，约有20万名妇女加入了这些团体。在招募修女的高峰期，即50年代末，12名未婚女子中就有1人加入宗教团体。到1880年，每千名妇女中就有7名修女，而在大革命前这一比例是千分之四 。1830年前，修女占全部教士（包括教区的和修道院）的2/5，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超过半数 ，1878年已接近3/5。

richard.moi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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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就教育而言，天主教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于法国女子教育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九世纪是法国女子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大革命前，只有30%的女性能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名，到1890年已上升到95%。

十九世纪在大部分欧美国家都有女性的觉醒。如果以法国为例，或许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法国大革命对女性的解放（包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究竟有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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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女性参加宗教活动和修会等组织，也并非完全出于虔诚的信仰。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妇女在宗教组织中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丰富了日常生活，使自己在一个纯粹女性的团体中暂时摆脱了男性的权威，感受到了平等和独立，在教育、医护、赈济等社会活动中体验了作为家庭女性之外的价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近代法国传统女性是在女修会找到了最早的通向现代职业女性的途径的。

所引的第一句话很对，在近代以前，西欧国家贫寒家庭中的女子，往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修会组织中栖身。

回到前面的问题，大革命同天主教会的冲突是很严重的。具体到女性接受普通教育这个问题上，两者的贡献，能否基本衡量出孰大孰小？

richard.moigz

上面的回帖，跟错了，因为刚才发出时当了机，急忙上来，却跑到了隔壁人家，好在楼主还是同一位。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