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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吕特博夫与维庸

中世纪后期，出现了在文学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三位著名抒情诗人——奥尔良、吕特博夫与维庸。
查理·德·奥尔良（Charles d’Orléans，1394—1465）是奥尔良公爵，1415在阿赞古尔战役作战被俘，作为人质滞留英国达25年。1440年回国后退居博鲁瓦城堡，使这里成为众多的诗人文士，包括抒情诗人维庸的聚会中心。
奥尔良的诗歌创作包括一些短诗、谣曲及抒情诗。他的诗意象清新，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使人联想到法国18世纪华多的风景画，放映了他对法兰西美丽风光的热爱。他常常把描绘自然与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心境相统一，达到一种完美的契合。其诗文辞隽永、深沉，音调优美流畅，旋律平和柔滑，堪称中世纪宫廷文学珍品。在某种意义上说，奥尔良又是一位看破红尘的诗人，似乎提前几个世纪就体会到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种种烦恼和忧伤，这种细腻、柔情和带有感伤色彩的抒情气质，是他个人抒情诗的独特风格。
奥尔良1433年滞留英国其间所作的《遥望法兰西》（En regardant vers le pays de Feance），以深沉的笔调抒发了个人对故国的思念，对过去时光的追忆，感情发自肺腑，真挚动人，毫无娇饰之辞。诗人还表达了他自己痛恨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反应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这是一首十音节诗。全诗结构整齐、和谐。全诗节奏、旋律清晰优雅，加上哀伤的情调，给人一种悲怆的美感。每个诗节的最后一句——“我要将我心爱的法兰西遥望”——相当于歌行中的副歌，以加深诗中对祖国怀念的挚诚情感，其感人程度可以和中国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眼儿媚》等词相媲美。
吕特博夫（Rutebeuf，1230？—1290？） 出身寒苦，终生贫困潦倒。起初，作为一个行吟诗人，他四处流浪。后来，他在巴黎依靠显贵们的施舍维持生计。然而他却始终轻松自如甚至无忧无虑地度着艰难岁月。无论是从他的诗中，还是从他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出他对贫困的超脱感，尽管其中不乏苦涩、滑稽甚至讽刺。
吕特博夫的诗歌作品包括宗教诗歌和个人抒情诗。宗教诗歌有《十字军之歌》（Chansons de croisade），奇迹剧有《台奥菲尔的奇迹》（Le mitacle de Théophile），这是法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剧本，个人抒情诗有《吕特博夫的贫困》（Le pauvreté Rutebeuf），以及小故事《蔬菜市场故事》（Le Dit de l’Herberie）和传奇《狐狸贝杜尔内》（Renart le Bestourné）等。
《吕特博夫的贫困》一诗写在圣路易第八次东征之后，由于吕特博夫在巴黎长期依靠王公贵族们的施舍度日，圣路易率军东征之后，吕特博夫的生计便失去保障，使他及家人陷入极端困境之中。

没有人向我伸出援救的手施舍点米钱，
冻得我直咳嗽 ，饿得我打呵欠，
我差点饥寒而死窘困至极点。
我身上无衣，炕上没席，
即使是收容院也没有我这般可怜。

但是，吕特博夫对生活并不绝望，虽然全诗不乏怨言，但明显有一种内在的幽默，在整体上给人以轻松活泼的感觉，体现出市民阶级充满生机的积极乐观精神。对宗教的嘲讽以及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控诉构成他诗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的色彩。吕特博夫直接面对现实，用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质朴坦率、真切深刻、富于变化，是吕特博夫独特的诗风。可以说，吕特博夫与维庸是法国个人抒情诗的创始者，他们的作品被视为法国抒情诗的渊源。
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年以后）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近代诗人，也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431年生于巴黎的一个穷人家里，原名弗朗索瓦·德·蒙哥比埃（François de Montcorbier）或德·洛杰（des Loges）。幼年丧父，被索邦区的一位神甫吉约姆·德·维庸（Guillaume de Villon）收养，遂名弗朗索瓦·维庸。1453年取得文科学士学位。但由于他出生于动乱之秋，受到了社会上殴斗、酗酒等不良风气的熏染，又几次被卷进了杀人、盗窃案件之中，几乎被处以绞刑，幸得查理·德·奥尔良和路易十一等大人物的拯救。他在悲观绝望中写下了两部诗集，《小遗言集》（Le Petit Testament，1456年），和《大遗言集》（Le Grand Testament，1462年）。1462年11月，他再次锒铛入狱，并被判处绞刑。大概正是即将到来的死亡，给了他灵感，写作了著名的《维庸墓志铭》。即《绞刑犯之歌》(L’Epitaphe Villon，dite Ballade des pendus，1463)。1483年最高法院改判，取消了绞刑，只判他十年之内不许回巴黎。从此，维庸再杳无下落，他的死也成了千古之迷。
作为一个诗人，维庸的一生要算是最奇怪、最罕见的了。他就像当时社会的一个怪胎，集许多矛盾的因素于一身。死亡的主题，在维庸的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一生中，他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胁。死亡的恐怖如同一个巨大的魔鬼，紧紧地纠缠他。难怪他的第一部诗集就开始立遗嘱，而第二部诗集就径直以“遗嘱”来命名了。因此，当他最后被判处绞刑时，他真切地感到死神在向他逼近，再也无法逃脱了。而在等待死亡之时，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被吊在绞刑架上，在《绞刑犯之歌》这首诗中，他以一个绞刑犯的身份在向读者开口说话了。

倾盆大雨涤荡浇淋，
烈日之下干瘪乌黑。
鸦鹊把眼睛啄成窟窿，
胡须睫毛也荡然无存，
鸟雀噱下，如同顶针。
我们再也不得休憩，
随着风儿，飘来荡去，
听其摆布，南北西东。

维庸真不愧是写死亡的大手笔，他的作品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在死亡的天平上，富人和穷人，王侯贵族和平民百姓，都具有相同的重量。即使是罪孽深重，十恶不赦，在冥冥的彼岸世界，也同样得到上帝的怜悯。世人面对绞刑架下的尸体，大可不必再有蔑视和讽刺。
维庸的诗是法国诗歌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它一方面开创了法国纯粹抒情诗的风范，另一方面预示和标志着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真正人道主义抒情诗的出现。维庸虽然生活在中世纪，他的诗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也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