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发现一篇‘客观’介绍高行健的文章，里面有点背景材料，观点就不要去看重
了。
（一位朋友跟高行健前同事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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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这人我真是太熟了！
１９７５年我到外文局中国建筑杂志社的时候，高行健是我们的组长，恰好跟我一个办公室。他当时３０几岁年纪，但是因为长年抽烟和熬夜，脸色蜡黄，个子矮胖，形象并不能让人恭维。我们几个小年轻，没事常泡在办公室，高行健也在，但是他并不参加我们的娱乐，而是一杯茶一包烟，趴在案头写东西，等到夜深了我们都回宿舍睡觉了，他依然保持着类似的姿势孜孜不倦地爬格子。有时候他也把自己的作品给我们看，感觉他的文字很生涩，大概是因为学的法语的缘故，写的中文也象法语的遣词造句七里八拐，让人半天看不到主旨。高行健那时侯经常向杂志啊出版社啊投稿，但是几乎没有发表过东西，经常收到一包厚厚的退稿信，但是他也不气馁，仍然辛勤地爬格子。
因为天天熬夜，所以高是组长，却没法以身作则，几乎天天迟到。他的法文水平跟他同届的同学相比，只是一般。比如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同班同学和最好的朋友，水平比他高，却因为成分的问题，一直没法入党，所以也当不了一把手。高是党员！所以当他通过他的这位同学的努力，从外地调回北京的时候，反倒成为他老同学的顶头上司了。只要高在办公室，那个屋里绝对烟雾缭绕，因为高这人，嗜咖啡嗜茶，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所以我们后来不抽烟的人造反，把高和其他抽烟的人赶到了另一间办公室里。
高是北外毕业的，后来分在北京工作，他的爱人，据说是南大某教授的女儿，回南京去了。高的成分还不错，在文革中是造反派，但是最后在派系斗争中没占到上风，于是主动提出到外地去，另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于是，他与南京的爱人双双提出到安徽去教书，结果当了几年中学老师，高也在当地入了党。但是以后高又不满足了，他一心想回到北京这个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来。结果，高的爱人又回到南京，他则通过老同学的帮助，重新进入外文局。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我们的中国建筑杂志社（我们的杂志是用法文出版的）来了一位法国专家，男的，对戏剧特别感兴趣，在法国时曾经跟流动剧团四处流浪。他对荒诞戏剧特别感兴趣，于是经常在空闲的时候，组织我们演戏，演过的戏有许多，包括《等待戈多》。当时国内对于西方荒诞剧还很陌生，所以我们一起将许多法国戏剧翻译成中文。我记得《等待戈多》的剧本是高和我们的副组长一起翻的，但是现在说起来都成了高一个人的功劳了。高是一个很有心的人，法国专家在讲戏和介绍法国戏剧状况的时候，他就拿着一个小本子做纪录。这些东西，后来等他有点小名气的时候，都出版了，成了他个人对戏剧的理解了。
这个法国专家的到来，对于高行健的人生有很大影响。我们当时排演的戏，曾经在人艺剧场演过，高当时担任报幕，并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与中国戏剧家协会有了往来。８０年代初，大概是８２年，巴金访问法国，于是剧协就请高行健担任翻译，陪同巴金访问。高抓住了这个机会，并获得巴金的赞赏。回国后，他通过巴金的介绍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而他被退回的文稿因为有巴金的作序，也都顺利出版了。但是这时候，高的爱人提出跟他离婚，理由据说是因为高和巴金的女儿之间有点什么，这件事情只有当事人清楚了，外人不好说什么。高这时候，模仿法国荒诞戏剧写了不少东西，后来干脆从外文局调到剧协工作。他的《车站》什么的就创作于这个时期，他同时也因为介绍法国戏剧而得到法国政府的欣赏，一时间声名大噪。
高离婚没几年，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再婚，我的这个同学也是在外文局工作。现在我们怀疑这位同学跟高结婚，是因为高能帮她办理到法国留学，而且我这个同学留学后就一直没再回来，而且参与了法国国际台中文部的筹建，在６４期间有过过激的言论。高当时因为话剧禁演，也产生了离开国内的念头，于是利用德国的邀请，到德国去了。后来高和我同学很快就离婚了，但是高对我同学前夫的孩子却很有感情，将自己的姓氏慷慨地“借”给了孩子，帮助他顺利地获得了法国签证。
高的画，当年我也是看到过的，不但我看过，许多外文局的同事都看过，但是大家都不屑一顾，认为比他的文还差。没想到他去了国外，文章没人看，但是却靠卖画得以维持生计。其实高这人，共产党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只是他的期望，或者说野心太大，才酿成了个人的悲剧。他能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很怀疑，国内比高优秀的作家太多了，不过他得了这笔奖金，据说有９０多万美元吧，我还是很为他高兴的，多不容易啊，６０岁的老头，有了这笔钱，就不会沦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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