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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偶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将中法文化交流的渊源进行一番有益的探索，没有时空限制，
字数以说明问题为限，可以上溯几百年，说不定有的朋友还真能作出一篇大文章来
填补一下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但有言在先，所有说法除众所周知的外最好有个出处，如是传说请注明。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加！
偶先开个头。
早在1964年，两大阵营僵硬对峙时期，法国却义无反顾，冲破“千山万水”，第一
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可谓“相知甚早”。

Don

相隔半世纪　两次法国行——邓小平的法国情结
中法建交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法国
http://www.sinofrance.org/dire/index.php?a...T&f=129&t=1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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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 西欧国家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任国家元首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作为西方大国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开始考虑拓宽中法关系，于是就有了蓬皮杜总统的中国之行。 乔治*蓬皮杜为人聪敏，思想宽容，喜爱现代艺术。他不是戴高乐最初的战友，但和戴高乐一见如故，1946年间成为戴高乐幕后师爷。1962～1968年任法国政府总理。戴高乐去世后，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统，成为戴高乐衣钵的传人。他任总统期间是法国人最怀念得一个时期。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任国家元首。周恩来总理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到机场迎接。他在邓小平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故宫，在中南海毛泽东寓所与明显见老的毛泽东会谈，内容完全保密。

后来透露的资料中，毛泽东告诉蓬皮杜，他读了戴高乐的回忆录，特别提到戴高乐在其中写到中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 他赞扬戴高乐敢于挑战美国的压制和霸气，而蓬皮杜则直接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他送给毛泽东一艺术壁毯。
蓬皮杜任总统时 ，手下有两员大将， 后来都成了法国总统 ，一位是德斯坦，另一位是希拉克。
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review/.../26/2071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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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两国首脑历史上第一次交往: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

法国天主教神父白晋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派遣来到中国担任康熙皇帝的侍讲，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一六九三年（康熙帝三十二年）七月四日，康熙患了疟疾，服用了白晋、张诚两位神父献上的奎宁后得以痊愈。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康熙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同日，康熙任命白晋为出使法国的钦差，白晋欣然接受，并很快启程回到法国。白晋带来康熙皇帝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的礼品，其中有四十九册汉文书籍。当时，在法国只有马扎兰文库二十三册汉文书籍。不难想象，此精装汉文书籍使路易十四世欢喜而又惊奇。
回国后，白晋献给路易十四世自己著的《康熙帝传》。
http://www.cartoonfree.com.cn/cartoon360/l...e/ldj_yz_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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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西欧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挂牌仪式，这是中国在西欧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正在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揭幕。出席揭幕仪式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法国海外部部长吉拉尔丹、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坐落在塞纳河左岸，荣军院广场西侧，与大、小宫殿隔河相望。中心房址原为孟德斯·弗桑萨克私宅，与左邻的法国市长协会为两个姊妹楼，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建筑师勒·苏法舍（1809-1897) 于1858年为孟德斯·弗桑萨克伯爵夫人的两个儿子设计建筑的，豪华精致，独具特色。中心现有建筑面积1700多平方米。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在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根据双方协议，该中心为非赢利性文化机构，负责促进中法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传播，尤其是视听传播，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关系，向公众介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财富和成就。通过文化传播活动，达到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友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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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合资的王朝葡萄酒厂-中国酿酒行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但由于中国长时期的封闭和对抗，一些梦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跨国公司面对中国改革开发也是望而止步。1980年，敏感的法国人头马集团嗅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气息，“人头马”大胆地踏上中国大陆，欲与北京某企业合作，但当时国内的政策和市场不明朗，中方企业不太放心，“融合之梦”出现了尴尬的僵局。天津农场局葡萄园负责人闻讯后，真诚而热情地请求合作，并愿承担风险，天津人的诚恳感动了人头马集团，在友好合作的气氛下，中法合资双方共投资137.6万元，成立了王朝公司，由中方控股62%，主要生产干型和半干型葡萄酒，当年产葡萄酒10万瓶。
天津市第一家、中国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的王朝公司迈出了中外企业融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的一步，它的成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气候”的效果，也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政策的制定。
王朝公司合资之初，完全借“人头马”商标打天下，即省事又可保证销路，但有一点不好，便是依附于人，借牌子发展企业，依赖性很大，王朝人担心别人凭牌子控制王朝，所以毅然决定注册新商标。

　　24年的奋斗、24年的相濡以沫、24年的沧海桑田。王朝公司在创业之路上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也使法国人头马集团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到2003年底，王朝产量已达3000多万瓶，是合资初期的300倍多；当年实现利税34032 万元，是投资的240倍多，并创出中国葡萄酒名牌——“王朝”。

　　双方通过协议，所有产品则由法方代理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先以“人头马”集团名义注册“王朝”，当王朝在国外市场上站稳后，再把商标转注到王朝公司名下。基于这样的战略构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王朝”品牌终于傲立于世，放射出熠熠的光芒。

24年来，“王朝”系列葡萄酒先后8次获国家级金奖，15次获国际金奖。农业部首批将“王朝”产品确定为“无污染、无公害、无病毒、营养丰富”的绿色食品。1996年公司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01年又获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内双重认证，还通过了ISO10012产品剂量监测体系国内认证。2000年12月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王朝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此前，王朝公司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国际葡萄酒局，王朝酒也被该局列入世界名酒前列.
2004年年初，《经济参考报》传来消息，由权威部门评定的“2003中国最有价值品牌评价”揭晓，“王朝”品牌价值无形资产为25.01亿元、占居第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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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

第一个将彭湃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翻译介绍给欧洲;
在长征后就最早著文称毛泽东是“东方救星”的第一人;
第一个痛惜指出“文革”是“浩劫”的批评家.

Écrivain et universitaire français (Mayenne, 1909).
Étudiant brillant à Louis-le-Grand (khâgne), Étiemble entre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 1930. Il se passionne pour la philosophie, étudie le chinois, la grammaire et le droit, renonce à des études de médecine. Professeur à Beauvais de 1936 à 1938, il publie l'Enfant de chœur en 1937. Mais il a soif d'aventures et part à Chicago où il enseigne à l'université puis s'envole pour le Mexique où il commence à écrire Peaux de couleuvre (paru en 1948). En Égypte, il fonde la section française de l'université Farouk Ier d'Alexandrie et fonde la revue Valeurs. Son œuvre, vaste, est d'une grande richesse et épouse des formes multiples. Critique littéraire des Temps modernes, de la N.R.F., il publie ses articles et ses essais parus de 1952 à 1967 dans Hygiène des lettres, en cinq volumes. Universitaire (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 1963; le Sonnet des voyelles, 1968), romancier (Blason d'un corps, 1961), essayiste (le Mythe de Rimbaud, 1953, prix Sainte-Beuve, le Péché vraiment capital, 1957), chercheur en philosophie (Confucius, 1956; l'Orient philosophique, 1957-1959), il a exercé sa verve de polémiste pour fustiger l'emploi des néologismes d'origine anglo-saxonne dans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lez-vous franglais ?, 1964). Il publie ses observations d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1969), expose ses convictions politiques (Six Essais pour trois tyrannies, 1950), évoque son parcours (Lignes d'une vie, 1988-1989), et reçoit le prix de la première pièce en 1948 avec l'Ennemie publique. Il s'est également employé à mieux faire connaître la Chine (l'Europe chinoise, 1988-1989). On dit d'Étiemble qu'il est l'esprit le plus libre de notre te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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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修派Trappist在中国的第一个修道院

从17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苦修派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生不说话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30多年前。60年代第二次梵底冈大公会议解禁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Trappist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Trappist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Trappist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
在19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53个Trapist 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遇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 Trappists，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的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开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Trappist修道院。他们称它为"神慰"。
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 当年那个由五名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温暖大家庭，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Trappist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杨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稳定地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个内院，还按照Trappist修院的传统，在院内建起了一个法国式的教堂。他们很珍惜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区。
可是，躲避革命与战乱的Trappist修士，寻觅到遥远的东方，也并没有寻到世外桃源的安宁。索诺修士去世仅仅七年，1900年，义和团风潮席卷中国，洋人洋教成为主要的攻击和掠杀目标。修道院一度被大批义和团民包围，之所以义和团民没有贸然进攻，是因为传说院内有很强的防御实力。此后，他们经历了将近四十五年的和平与安宁。这时，他们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Trappist修道院。当时他们有120 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照他们的传统，在1926年，他们也"分产"出了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子修院"，神乐修道院。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1937年,日军进入修院，带走了仅有的几名欧洲修士，关入在山东的集中营。他们进入了将近十年的特殊军管期。熬到了世界大战的终结，但是，内战的硝烟又起。修士们没有想到，他们熬过十分残酷的十年，却等来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终结。1947年，杨家坪神慰院被士兵劫洗一空之后，付之一炬。这个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于那一年，其余失踪。
……修士们居住的一排青砖小平房依在，墙上残留着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http://www.nfcmag.com/2002-07-2/article/1115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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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君样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法国上演的第一部中国戏剧

《赵氏孤儿》所敷演的，是一个经过加工的历史故事。春秋时代，将军屠岸贾倚仗晋灵公的宠信，杀害政敌上卿赵盾家族三百余人。孤儿赵武以襁褓之身，凭借门客程婴和一批同情者的掩护，居然逃脱了这场劫难。二十年后，长成的赵武以新君及同情者为后盾，诛灭屠氏，报仇雪恨。这就难怪伏尔泰在看了《赵氏孤儿》的译本后“深信理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因为“十三四世纪的中国是蒙古族统治的时期，居然还有这样的作品……蒙古人、满洲人虽似征服了中国，而最后还是给被征服者的智慧征服了”。 因此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又名“孔子之道五幕”。剧中有战争、有爱情、有道德，但主要的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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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孤儿》的补充

伏尔泰改编所依据的是耶稣会士马若瑟（1698－1736）更早的译本。马若瑟在华传教近40年。他将纪君祥的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托人捎回巴黎，手稿落到杜赫德神父处；后者于1736年将之发表在他主编的四大卷《中国通志》里。伏尔泰正是读了马若瑟的译文后萌生写《中国孤儿》之念的。在此之前，卢梭发表了反对启蒙哲学的著作《论科学与艺术》，书中将中国视为一个“受文明腐蚀的国家”，其子民没能因科学而净化心灵和勇于为国捐躯，反而成了甘于忍受鞑靼人野蛮蹂躏的“奴才”。针对卢梭对中国的偏见，伏尔泰将公元前7世纪《赵氏孤儿》的情节移至1215年蒙古人攻克北京之后的成吉思汗时代，特意描述中国朝臣张惕及其妻伊达梅以牺牲自己亲生孩子挽救“中国孤儿”的超凡勇气，强调暴君成吉思汗也不能不为之所动，蒙古征服者最终被受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从而显示了理性的胜利。难怪伏尔泰公开声称他是遵循孔子的教导写成《中国孤儿》一剧的。
《中国孤儿》于1755年在巴黎公演。《欧洲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的作者勃兰克斯评道：“中国是个不信神的，民风淳朴的古老国家。伏尔泰关注这种和平的文明。他颂赞纯人文的美德、忠诚、牺牲精神和对人类理想经久不衰的眷恋。归根结蒂，《中国孤儿》申明一种生活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