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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毛泽东为何没有赴法国留学，他有自己的理由，党史专家也有更详尽的解释。而胡适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一点。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http://news.sohu.com/04/09/news148200904.shtml

Don

引用:

公元1915年，李石曾（详见《留法百年——暨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曾先生》）在巴黎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欲吸引中国有志无力的青年来法国“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中国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吴稚晖等在全国各地分别设立分社，为国内有志青年赴法留学做好准备。仅数年时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

　　就在此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把“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回湖南家乡。当时毛泽东刚从湖南一师毕业，他与新民学会的成员研究以后，决定先派蔡和森到北京打前站，看一看具体事宜。蔡和森到北京后，与杨昌济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后写信督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学迅速北上。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乘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中国的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到北京，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位于北京东城钟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杨家是一座三进院的民宅，杨昌济先生住在二进院的北房，女儿杨开慧住在东房，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就住在前院靠院门的南房里。

　　时间不长，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湖南籍青年学子已达50余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联系各处，交有关方面协调，为同学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随后，他又把这些人分别安置在设立于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的留法预备班里。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蔡和森、李维汉准备赴法留学，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做出了留学法国的决定，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希贤（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毛泽东此时却没有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到达法国，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几点:

　　第一，经济窘迫的因素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虽是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为目标，但并不是包揽全部留学费用，还需要出国学生自付一些车船费等。并且到了法国，如果学习生活一时没有着落，必须要在一段时间内自给自足。那时的毛泽东，不仅身无分文，而且举债在身，更无法向熟人张口借钱。

　　毛泽东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生活的难题，留法勤工俭学的费用使他觉得“出洋”并不实际。毛泽东当时别说买煤烧炕，就是连买件大衣都成问题，在北京寒冷的冬季，只能七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穿着。蔡和森离开北京后，他同几个湖南青年一起租住了一间小房，几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可见毛泽东当时的生活艰难程度。

　　第二，需要语言与技能的学习

　　赴法留学，除去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学生要学习法语和一些基本技工技能，以备到法国做好“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先期准备。毛泽东此时无暇顾及法语与技工的学习，虽然留法勤工俭学需要的语言水平不高，但学习要占不短的时间。毛泽东那时正热衷于新闻与哲学的研究，心思并不在法语与技能学习方面。

　　再有，当时毛泽东徜徉于北京古城，被古都的古老文化和历史底蕴深深打动，他穿梭于红墙碧瓦，苍松翠柏之间，这似乎与他内心的文化情结心脉相连，毛泽东在北京的风物里，找到了内心的和谐与心灵的寄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毛泽东没有去法国留学，也许还有一点，那时毛泽东已经结识了杨开慧，杨开慧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做工。

　　第三，推崇自学的主张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生活虽然捉襟见肘，但他认为自学更为重要。他以为，图书馆里的知识，不必花钱就可以学个够。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送走留法学生后，回到长沙，他说:“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随后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不久，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去法国留学，一贯推崇自学的主张和与实际相连的理念，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受海归派观念的影响

　　毛泽东自幼饱读诗书，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以宽怀的胸襟看待新潮事物。对当时的留学潮，毛泽东也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毛泽东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这些都证明，毛泽东的留学观念曾受到西学归来的人的影响。以上醒言警句，对于现今的留学现象，又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心系故国的苦难与普世情怀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人心中，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期间的苦难，给他们留下的烙印最为深刻。毛泽东没有去法国留学，还有一个关键所在:他并不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灵丹妙药。毛泽东把中国看作是一部大书，他要一页一页地去亲身体验，认真解读，融入其中，探根索源。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去法国留学，值得当代人深入探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在故国耕耘奋斗的毛泽东，还是在异乡探索救国真理的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人，他们胸怀的都是民族大博爱，拳拳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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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五四时期，李大钊和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过一段一起共事的经历，后来，两人又长时间保持密切的交往。正是由于有了这段经历和后来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毛泽东才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毛泽东后来的一生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因而，毛泽东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
　　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已在不少文章中多有论述。但在其中有的问题上，因为所据材料不同，存在不同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在论述的过程中，对存在的不同说法，考究原委，辨订讹误，力求拿出合于历史真实的看法，以供研究中参考。

　　一　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
　　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和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达了北京大学。自此时起到1919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约有近半年的时间。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尤其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正以震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看见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空谷足音，吸引了青年的毛泽东，以致使他作出了不想去法国留学的抉择。他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①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以便汲取思想营养，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既然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生计问题。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②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就使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因而也就创造了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时间、职务及待遇等，存在不同的说法。这是应该加以澄清的。如蒋梦麟在回忆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候”，“月薪十七元”③。不少研究文章沿此说法，并据此认为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时间是“1918年9月”。这些都与史实有出入。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事在1919年7月至9月，这是有明确记载的④，而是时毛泽东已离开北大，两者毫不相关。据北京大学档案中所存的当时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后签收了三个整月的工资，月薪为8元，而不是17元。由此还可以得知，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的任职时间，最早的可能是在1918年11月，而不可能是在9月。但蒋氏所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职务是“书记”，则是准确的。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没有助理员称谓。后来所说的助理员称谓，可能是因斯诺使用英语称谓而来。“书记”是那时北大图书馆的初级职务，享受的是最低一级的工薪。同时还应指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职责，也不仅仅是“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和“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而已。他自己曾明确说过：“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⑤，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⑥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他曾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有了了解当时新书新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有了直接接触李大钊的机遇。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n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于中国思想界。是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并与李大钊一起研究、讨论问题，他们所研究、讨论的问题，自然主要的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实实在在，有书为证。”⑦这段话，正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和李大钊的实际工作情况的回忆和说明。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包括了为解决生计问题在内，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曾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⑧足见其进北大图书馆任职，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才是根本的原因。他在北大最先加入的学术团体，应是“新闻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后改名新闻学研究会)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和著名记者邵飘萍等发起组织，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毛泽东参与了新闻学研究会第1期的各项活动，听取过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以及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有关讲演。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研究会举行第1期结业式，会长蔡元培到会致词并对学习期满结业者颁发证书，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32人分别取得“听讲半年的证书”⑨。半年的新闻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使毛泽东增长了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与邵飘萍等人建立了友谊，他曾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的话⑩，可见交往很深。1921年1月1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举行“十年一月常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11看来，北大新闻研究会，也曾一度对毛泽东发生过影响作用。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25日成立，由胡适、马叙伦、杨昌济、梁漱溟等所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曾在该会授课。如胡适讲过“中国哲学”、张颐讲过“康德哲学”、徐炳昶讲过“法国哲学”等等。毛泽东在该会的活动中，学习研究了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诸家哲学著作，进一步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研究哲学的兴趣。1921年初他谈到个人研究计划时曾明确地说：“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趣，喜欢研究哲学。”12
　　关于毛泽东在北大的旁听情况，因为现在未见更多的记载，尚难作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当年曾千方百计地利用北大的条件，积极参加旁听或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是毫无疑问的。1936年9月22日，他自延安致信蔡元培，在信的开头写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13，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等语14，说明他当年不仅在北大校内旁听，而且遇有名人在校外讲演，也是往听必不放过的，他当年在北大学习、旁听的勤奋精神，不难想见。

　　除了参加包括旁听课程在内的各种学术活动之外，毛泽东还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15。得到了沿着汲取新知与抛弃旧识的两个方面的同时演进，逐步清理着不良思潮的影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6

　　二　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研究共产主义文献的条件，使毛泽东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17，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京，全体成员四十余人所居住的地点，在北大附近的北长街，他们的“驱张”活动大多是在北大组织进行的。如是年12月21日和次年1月3日，均在北大举行过有北大学生代表参加的声讨张敬尧罪行的集会18，说明毛泽东在北大做了广泛联系，争取支持的工作。
　　这一次到京，毛泽东在北大停留了近半年的时间，他除了组织领导“驱张”斗争外，继续与李大钊进行频繁地交往。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关于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具体时间，现有是“1918年10月”和“1920年1月”的两种不同说法。前一种说法，出自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的回忆文字；后一种说法，根据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4卷3号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因为所据都不是关于此事直接记载，所以难与史实相符。至于此事的直接记载，见于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1卷8号“会员消息”中，内谓“本会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即有张闻天、毛泽东、芮学增。但未注明三人入会时间的先后顺序。不过从张闻天名下所填写的年龄为“二十”，毛泽东名下所填写的年龄为“二十六”，还是可以推断出时间的先后的。张闻天为1900年生人，所填写年龄“二十”，应是1920年入会；毛泽东为1893年生人，所填写年龄“二十六”，应是1919年入会。也就是说，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具体时间，应是1919年12月，即他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几天里。李大钊在毛泽东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几天内即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仅此一事，反映了他们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事实也的确如此。毛泽东虽然在1920年4月离开了北大，但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仍与李大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在长沙筹备创办文化书社，即与李大钊的大力支持有关。文化书社于8月2日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
　　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莫大于资金问题。而书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新潮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五十多种，均贩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实行“免去押金”的办法。从现存的文化书社“销售目录”来看，这种业务关系至少保持有两年多的时间。这50多种书籍，几占书社所售书籍总数的三分之一19，因此，李大钊的“信用介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书社的资金困难，增强了书社的经营活力。

未完待续……

Don

引用:

　长沙文化书社自1920年8月创办，至1927年马日事变时被封禁为止，曾存在了长达7年之久。它以“专经售新出版物”为宗旨，以“售价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样，有些比原店更减，仅以取到相当之手续费及邮费为限”为经营原则20，颇受各界读者的欢迎。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1920年年初，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虽然这个研究会到1921年11月才公开宣布成立，但它自1920年3月秘密建立时起，即开始了研究“马克思派学说”的活动。是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正与李大钊炽热地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与该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也有很多的交往，他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秘密活动应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目前尚未见有文字的记载，碍难作出妄断。但从是时李、毛两人的密切关系，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行动上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来看，在事实上，不能说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在当时对赴俄勤工俭学萌发了极大的兴趣。他在致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21这里清楚地反映，毛泽东是在与李大钊认真地研究讨论之后，改变了原来准备留法的想法，作出了要赴俄勤工俭学的计划，表明了他十分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而在那时，拥护十月革命，向往苏俄，与拥护马克思主义尚是很难分开的一回事。同年8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便很快就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了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22，并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提出：“我和俄国接壤数千里，关系素来密切，劳农政府既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么不研究他的内情，安排应付的方法呢?”23毛泽东此时渴望赴俄留学，其目的是要去了解那里发生的“前无千古的大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可以说是同归殊途，如出一辙。应该说是与李大钊，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着明显的影响关系。
　　在1920年年初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未被多数人所认识，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为数很少，中文译本则更为罕见，不是专门收藏与流通的单位，尚难提供借阅。而李大钊指导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搜集此项书籍”作为了“研究上重要的先务”，在他们的发起“启事”中有记载说：“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24说明他们已经收藏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这也就是说，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有可能提供这类书籍阅读的便利条件。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参加研究会的发起，但因为他与李大钊的密切关系，完全可以得到阅读的便利。因而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而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后来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5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飞跃。而这一飞跃的完成，应该指出，是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与工作，以及后来与李大钊的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与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所不能分开的。

　　三　毛泽东非常钦佩李大钊，称李大钊是他真正的老师
　　凡是聆听过李大钊教益的人，都对李大钊的循循善诱的教导深为感动，钦佩之至。陈毅曾称李大钊“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26。林伯渠说李大钊“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27。毛泽东对李大钊更是非常感佩，称他是“真正的老师”。
　　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一次到京时，原有赴法留学的考虑，但由于到北大之后受李大钊等新人物、新思想的影响，以为把时间花在研究国内问题上，会更有好处，于是改变了去欧洲留学的计划。他第二次到京时，原也是有赴法留学的考虑的，而且这一次可能比第一次更加强烈得多。关于这一点，可从李璜的一篇忆述中看到一些迹象。李璜说：“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钊会友(指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约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吃烧鸭，座中有陈愚生、易克嶷、邓仲澥会友等。光祈来较迟，坐始定。……两会友忽觅来，一赵世炎，一毛泽东。光祈为介绍，言：‘两会友有意赴法求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我注视赵毛两会友，皆较年轻于是时之我辈。光祈亦以小弟弟待之，与话时，更多笑容。船行尚有两月，李石曾先生以我习法文有年，请我在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教初浅法文，赵世炎、毛泽东两会友亦来听讲。”28可见，毛泽东在当时确有赴法留学的考虑，并且进行了学语言的准备。然而又是因为经与李大钊的研究讨论，使他感到留法不如留俄，再次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李大钊先后两次改变了毛泽东赴法留学计划，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十分钦佩李大钊的见解，十分尊重李大钊的意见的。毛泽东后来一生的革命征程，也正是因此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钦佩李大钊的见解，尊重李大钊的意见，是由于他认为李大钊的思想、观点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适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或者说是志同道合的原因。如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自李大钊提出“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之后，该会会员的思想分歧日益公开化，其中的共产主义者坚持采用“社会主义”为宗旨，而国家主义分子则提出所谓“澄清共产派”的主张，加以反对，因而导致该会的分裂与终止。在学会应当采取何种主义的讨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同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持相同意见。29这不仅表明了他当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明确立场，也表明了他对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正确见解，是大力支持的态度。
　　另外，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也很推重李大钊。众所周知，李大钊曾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写作了一篇《土地与农民》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了“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30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对于李大钊的这篇论文，非常重视，1926年9月，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把李大钊的这篇论文收入他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当作学员学习的材料。
　　毛泽东非常钦佩李大钊，还表现在他曾不止一次地充分肯定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1945年4月，在他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是五四运运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31十分明确地把李大钊置于革命先驱者的地位，肯定李大钊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随着历史的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同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城垣时，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32这句“他是我真正的老师”的话，情溢言表，感人肺腑，充分表露出毛泽东对李大钊是何其怀念与感激!
　　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但追本溯源，在中国，影响、引导毛泽东等一代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导师，是李大钊。这也就很好地说明，李大钊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之无愧，不可动摇的。(王世儒)

　　注：
　　①②⑤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蒋梦麟：《新潮》第122页，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④　见《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8月2日，1919年9月22日。
　　⑥　沈家祥：《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张申府》，《中国社会报》1992年7月3日。
　　⑦　转引自《李大钊》(画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⑧　同①33页。
　　⑨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1日。
　　⑩　同①，第33——34页。
　　11 12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13　1920年春，蔡元培、胡适等曾应湖南省教育会的邀请，在长沙讲学。
　　14　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与毛泽东》，《群言》1986年第3期。
　　15 16　同①，第33、34页。
　　17　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在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下驱逐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斗争。
　　18　《晨报》1919年12月34日，1920年1月7日。
　　19　均见《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　《文艺书社通告好学诸君》，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10日。
　　21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第1集。
　　22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2日。
　　23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3日。
　　24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25　同①，第39页。
　　26　陈毅：《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27　林伯渠：《李大钊选集题词》，《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8 《王光祈纪念册》，第33页，1936年编印。
　　29　见《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30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1　《七大工作方针》，见《光明日报》1981年7月16日。
　　32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来源：中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