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大勇（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北大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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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建设民主的学术环境。这种环境的要素包括：减少政治干扰和行政干预，开放档案等原始资料原始数据，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开展积极的学术批评，等等。
这当然不是哪个杂志、学者、学术机构甚至整个学术界能够独自承担的任务。但是，学术界应该在这方面达成一些共识，应该保持自己的努力和呼声。
以我从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为例，目前世界各国在这个领域中学派众多，在理论和方法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我们这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却显得贫乏。马克思是在积极吸取人类思想的精华和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学说的。要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须积极吸取人类思想精华和最新学术成果。各个具体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事务有影响的国家中，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出发对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探讨，都是很热门的课题，在各国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占有相当的篇幅。而我国学术刊物很少有这方面的讨论。在《中国社会科学》这些年来发表的有限的中外关系史论文中，研究外国对华政策的文章多，论述中国对外政策的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现实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这种干扰往往通过行政干预来实行，有些人总把学术研究当作政治宣传一样对待；二是档案资料不开放，一些档案馆并不遵照国家的档案法如期向人民提供研究的原料。
学术研究不能在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就只能畸形发展。其结果，使学者们只好去研究人家对华政策的利弊得失，不能够深刻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而世界多数大国对档案开放的态度则值得玩味。例如美国，不仅将三十年前的政府档案包括绝密的总统档案和国家安全档案如期开放，而且应公众要求也会将三十年内的档案提前开放，越战档案和尼克松档案就是如此。它们欢迎别国人士利用美国档案来研究美国问题，包括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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