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看下我们母校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逝世30周年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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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1页)……
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数与诗的交融》第121-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学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十三年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同上,第123-124页)。正因为如此,他说竺可桢“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同上,第203页),真是恰如其分。
点 这里 看全文四校又合并了 也许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时间不一样了 好比有些地方拐卖妇女 但是当解救的时候 其实他们关系已经很好了 但是还是要解救的 这里就陷入了一对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