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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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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上篇:在中国公学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
三、沟通文理学科
四、抵制“党化教育”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
五、 树立良好学风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六、 重视同等学力
只有唯学历,才有伪学历。看看胡适对同等学力的重视,对于如今治理办假证现象,也应该有所启发。
七、 提倡体育精神
八、寄语毕业同学
九、 争人权、争自由
十、 胡适主张:“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下篇:在北京大学
十一、 众望所归
十一、在开学典礼上
“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胡适全集》第20卷,第224页)
十二、争取学术独立
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
1947年9月,胡适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十所大学,他在十年内两批给予充足的经费,办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他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日记全编.7》第667页)。胡适提出这个计划,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的独立打下一个基础。为此,他提议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各省不得少于25%,市县不得少于35%,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应该有同等机会,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这个计划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年底,胡适在中基会第20次年会上,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争到一笔经费,他决定把这十万美金用于物理系。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因为内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又出现了被胡适视为“极可耻”的出国留学热潮,而“争创一流大学”的口号,也成了今人的一句口头禅。至于胡适所谓学术独立的追求,却似乎被人们遗忘。
十三、遭遇学生运动
沈崇是北大先修班的女学生,1946年圣诞节前夕被酗酒后的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事件发生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是对中国女大学生的污辱,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辱”(《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50页)。与此同时,有人故意混淆敌友,把不久前还是朋友的驻华美军与日本侵略军相提并论。于是,一场以学生为主的反美运动爆发了。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红军在东北也有类似行为,却没有变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当时胡适正在南京参加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愤慨,并说这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要依法处理,“不应与撤退美军这一类政治问题发生联系”.可惜直到现在,能够理解他的人并不多见。
十四、好师长、好朋友
除此之外,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也值得注意。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什么”,主要内容谈的是选举,其中谈到普通公民或民众团体能够做的三件事:第一,要用批评、讨论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第二,要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揭发、检举贪污腐败分子,这就是所谓“扒粪精神”。第三,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教育工作,推动公民参加选举。在这里,胡适已经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那样很容易被利用。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随时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究竟是谁对青年真好,谁在利用学生。
十五、呼唤民主自由
十六、不寻常的校庆
12月17日北大举行5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还是在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声痛哭地说:我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这时,“会场凄然断绝”。(《胡适年谱》第702页)
全文见《博客·新知》
《高等院校专业参考》主编;《专业 职业 事业》丛书召集人
《欧洲留学生手记——法国卷》主编;《当代留学生手记》丛书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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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翻译协会 理事 副秘书长
平湖中学杭州校友会 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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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看下我们母校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逝世30周年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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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1页)……
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数与诗的交融》第121-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学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十三年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同上,第123-124页)。正因为如此,他说竺可桢“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同上,第203页),真是恰如其分。
这里 看全文
四校又合并了 也许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时间不一样了 好比有些地方拐卖妇女 但是当解救的时候 其实他们关系已经很好了 但是还是要解救的 这里就陷入了一对矛盾 sweaty_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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