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des

一切艺术都来源于历史，我觉得历史教学应该是生动的故事，而不是枯燥的说教。
因为历史总是掺杂着历史学家的主观间接，所以历史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客观，所以为了教育起见，我觉得生动性还是完全有必要的。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篇文章：


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塑造出一个崇高的英雄形象，如同殉教的圣徒一般纯洁。在他的画笔下，暗杀马拉的刺客并没有出现。然而在今天，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这场悲剧的主人公，与其说是马拉，不如说是刺客。如果你见到这个刺客的画像，一定会感到惊奇：这竟然是一个柔弱文静并且美丽非凡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夏洛特·科黛。

马拉原本是一个医生，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罢黜并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将温和的吉伦特派驱逐出国民公会，还有巴黎无套裤汉的九月大屠杀，巴黎的每一场烈火，可以说都是由马拉点燃的。而在这个时候，巴黎还没有人认得生活在遥远的诺曼底地区康恩小城的夏洛特·科黛，1793年她25岁。这个女子即将震撼整个巴黎。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科黛，在修道院里长大并接受教育，性格有些孤寂离群，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在一般女孩子满脑子罗曼蒂克梦想着白马王子的年纪，科黛同样充满着情热，唯一不同的是，她把身心都献给了她幻想中一个特殊的情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从大革命一开始，科黛就成为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但随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毫无节制的恐怖和杀戮，科黛开始失望和怀疑。难道这样一个嗜血的怪兽，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吉伦特派被马拉一党驱逐出国民公会之后，一部分议员被捕，还有一部分逃出巴黎，其中20多人来到康恩，向巴黎发出了武装反抗的宣言。吉伦特派的每一次聚会科黛都不错过，她如饥似渴地聆听演说，从中找到了答案：共和国的不幸，根源就是那个疯狂的暴君马拉。7月7日，是康恩的人民义勇军出发去巴黎剪除暴政的日子，尽管吉伦特党人极力呼吁，空空荡荡的广场上，只聚集了17名志愿兵！市民们默默地在一旁观看，一个吉伦特派议员发现科黛也在人群中，满面泪痕。这个女孩一定是来为自己的情人送别的，议员想，于是走过去轻声安慰了她几句。

除了祖国，科黛没有情人。议员根本不了解这个性格刚强的女子，她流泪是因为愤恨于男人们的软弱与胆怯。或许就是在这一刻，她最终下定了决心：用自己的手，去消灭巴黎的那头怪兽！

科黛到达巴黎，是在1793年7月11日。第一天和第二天，科黛把时间花在打探马拉的去处和书写留给法国人民的遗书上，第三天早晨，科黛穿戴整齐走出旅馆，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把小刀，把它藏在披风底下，然后叫住一辆出租马车，来到马拉的家门口。马拉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全身溃疡，所以闭门不出，差不多整天坐在浸泡了药草的浴缸里，写作和待客都在这里。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门，都被警惕的房东太太还有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挡在门外，当天黄昏时候她第三次敲门，仍然被拒绝。这次科黛不愿罢休了，双方争执起来，吵闹声传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马拉耳朵里，问是怎么回事。西蒙妮告诉他，一个从康恩来的年轻女人，说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他当面报告。“让她进来。”马拉说。

不一刻，科黛已经站在马拉的面前。“女市民，你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马拉问。“吉伦特派的议员来到康恩，正在四处煽动，还准备进攻巴黎……”科黛尽力抑止住声音里的颤抖。“这些吉伦特派的叛徒！到底他们有几个人？”“18个。”“我现在就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科黛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报姓名，马拉一边用笔记录一边说：“好极了！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在巴黎的断头台上了。”

这句话让科黛直起了身子，她拔出小刀，毫不犹豫地刺进马拉的胸膛。这一刀正巧切断颈动脉，血如泉涌，马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幢房屋。当西蒙妮冲进浴室时，只见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马拉已经奄奄一息，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

科黛完成任务后，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逮捕，但当她听到西蒙妮的哭喊声，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怎么，这样的男人竟然还有女人爱他！”在警察赶到之前，科黛已经被一个正好来马拉家送文件的议员用椅子击倒并粗暴地捆绑起来。警察将她送进附近的亚贝监狱后，雅各宾派议员们纷纷闻讯赶来，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面前这个仪态端庄神色自若的年轻女子，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令他们遗憾的是，不管是询问还是搜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女子和康恩的吉伦特派逃亡议员有任何关系。从科黛身上搜出来的，除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钱款外，还有针线，不用说，这个细心的女孩是怕逮捕时衣服被扯破，准备到牢房里去缝补。

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议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昨天装扮成修女来找我的，就是你吧？”科黛微微一笑：“您搞错了，市民。您的生死，对于共和国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另一个议员对于找不到证据恼羞成怒，一口咬定科黛把吉伦特派的文书藏在胸口，并且执意搜查。科黛虽然双手被反绑，仍然扭动身躯激烈抵抗，最后摔倒在地，胸衣的纽带断裂，胸部完全敞露出来。在场的其他议员实在看不下去，叫警官为科黛松绑，让她整理衣服。这时人们才发现，科黛的双手已经满是伤痕。

当科黛在牢房里书写着给父亲和朋友们的遗书时，马拉的死讯传遍开来。国民公会决定给殉难的英雄举行隆重的国葬，画家马拉对葬礼的形式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让人民瞻仰保持着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姿势的马拉遗体。建议被采纳，但实行起来困难重重，马拉的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在外，怎么也无法塞进去，只好割掉；巴黎正是最炎热的季节，马拉又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大卫想的办法是把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科黛的审讯在7月17日开庭，为了看一眼这个“杀人女魔”，群众蜂拥而来，旁听席人山人海。科黛自始至终沉稳安详，用骄傲的语气叙述了刺杀的整个过程，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法官问科黛的动机是什么，她的回答简洁明快：“为了共和国的和平。”只有一次科黛丧失了冷静，那就是当被问道“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吧”，科黛顿时变了脸色：“您太侮辱人了！您以为我是杀人犯吗？”

陪审团的量刑只花了几分钟：死刑。行刑定在下午5时，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最后的几个小时，科黛是和一位为她画像的画家一起度过的。画还没有画完，刽子手桑松走进屋来，手里拿着剪头发用的剪刀和一件红色长裙，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一瞬间科黛脸色有些苍白，声音颤抖：“已经到时候了？”但她立刻镇定下来。一头金发被剪落后，科黛拾起一束递给画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您的东西，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

刽子手桑松从心底里怜惜这个姑娘，但除了送她走向死亡以外，他无能为力。捆绑科黛的双手时，桑松看见了她手上的伤痕，叹息道：“那些人太粗暴了，换了我，决不会让你吃这样的苦。”“是啊，他们不如您熟练。”科黛微微一笑。走上囚车前，科黛要求站立着去刑场，桑松告诉她：“路很长呢。”科黛耸耸肩膀：“不过总会到的，是不是？”

去刑场的路上到处是愤怒的群众，骂声不绝，但更多的市民，则是对这个真诚而无畏的女子满怀着难以名状的敬意和爱惜。途中，一场暴雨突然降临，科黛浑身湿透，红色长裙紧紧裹在身上，就像是一尊雕像，美得令人晕眩。“那天以后，至少整整一个星期，科黛成了我梦中的恋人。”一个巴黎人这样写道。

囚车抵达了断头台所在的革命广场。科黛下车时，桑松故意挡在她身前，不让她直接看到断头台。科黛请求道：“请让我看一看，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呢。”这句话，让桑松心如刀绞。

科黛之死最著名的传说，是关于行刑之后的情景。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举起科黛的头颅拼命打她的耳光。即使是最粗野的观众也被这个举动激怒，发出吼声。更令人惊奇的记述记述还在后头：不止一个目击者表示，他们看到被打了耳光的头颅泛起红潮，显出愤怒的神色。当然，这只会是错觉，或者说是目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

科黛在赴刑场的途中曾经问了桑松一个问题：“马拉真的会被埋葬在先贤祠吗？”桑松没有回答。确实如此，盛大的葬礼之后，马拉的遗体被送进先贤祠，和伟大的先哲伏尔泰、卢梭并肩，但雅各宾派倒台之后，他立即被迁了出来。科黛所景仰的那些吉伦特派政治家，不久之后被罗伯斯庇尔追杀殆尽。革命时代最不缺少的就是死亡，而科黛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是无数死亡中最凄美的一页。

漠雪无痕

用心去感受去观察，这是最能给人以激情、感动与真实的，因为历史不是教条，不是理论，不是空洞与冷漠。

Reichskanzler

感觉有点像Edgar Quinet笔下（“la revolution”）的Corday。看来法国人艺术中的政治寓意和政治倾向很明显很强烈，一次在Carnavelet巴黎市历史博物馆，遇到一位教师在给学生们讲解“网球场宣誓”这幅画，说了一大通，比如画面多三角形构图，那个老师说其中的寓意是共济会，因为共济会的标记就是三个呈三角形的点

shaoying150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往往缺乏对影像资料的利用。

Don

QUOTE

Pourtant, comme Flaubert, Jacques-Louis David était un lent, un poussif comme disent les vétérinaires d'un cheval qui fait de l'emphysème. Le jeune David n'avait rien d'un Rubens, fulgurant, frénétique, vif-argent ; il n'était pas de cette trempe qui fait les virtuoses. C'était un travailleur acharné, un besogneux qui multipliait les croquis, les repérages. Pour peindre Le Sacre, il s'installa pendant des semaines dans une loge à Notre-Dame et prit trois années pour accoucher ce chef-d'oeuvre aussi grand qu'une salle de bal qui dort aujourd'hui au Louvre.

Jean-Paul Mulot

Dandes

我在考虑做一套以生动语言来讲述外国历史的丛书，再配以精美的图片，类似于大黄的《图说》但在语言方面要更具有趣味性！

shaoying150

《马拉之死》可能成为了法国人对大革命集体记忆的“亮点”。

市面上有《画中历史》＆《墙头政治》两书，不知有没有翻过
是南大陈仲丹教授著的。

Dandes

从马拉之死想到了拉瓦锡之死


拉瓦锡之死

1794年5月8日，十八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被法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当他向人民法庭要求宽限几天执刑，以整理他最后的化学实验结果时，得到的回答是二百多年后仍然令人毛发悚然的断喝：“共和国不需要学者！”
拉瓦锡出身富有的贵族家庭。在按家族传统攻读到律师文凭之后，他选择了科学研究的生涯。他推翻了“燃素说”；发现“质量守恒定律”；证明了水是氢氧化合物(不可能变成土)；规范了化学方程表达式；定义了元素和元素分类；确立了化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他在1789年出版的《化学纲要》被后人奉为现代化学科学的经典。
把拉瓦锡送上断头台的，是法国革命史上声名显赫的马拉医生。马拉在1780年以他对火焰的研究申请法国科学院院士时，得到拉瓦锡的评价是“乏善可陈”。断了科学家辉煌美梦的马拉，九年后在法国大革命中叱吒风云，终于假“革命”之手把宿敌置于死地。读读他的文字吧。如果在暴动的疾风暴雨中，面对这些指控，反而能逃过劫难，倒真是奇迹了。
“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皇帝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四万镑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三千三百万银两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法国在大革命中，法国在大动荡中。
皇上被砍头了。皇室和贵族的徽号被砸毁；发行新币，新的度量衡；爵号绝不可用，人们互称“公民”；假发头套，衬裙短裤，均在扫荡之列，“让所有的腿都平等地笼罩起来”；珠宝首饰都是反动的象征，而巴士底狱或者马拉的像章则大行其道；孩子们开始玩断头机玩具；男人们忙着改名字，特别是叫路易的，蓄起象征革命时尚的胡子；扑克牌里的王、后、尖子，都换成了自由平等的符号；起用了新历法，拉瓦锡走上断头台的五月是“花月”
那天下午，拉瓦锡和28名包税人被执刑。拉瓦锡是第四个拉上断头台的。他还有太多事情要作。最近的实验是研究氧气在人体呼吸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实验对象装在密闭的丝袋，口鼻接着试管烧瓶，连同分泌的汗水精确称重。他认为呼吸和燃烧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断头台上，拉瓦锡亲自作了平生最后一个实验。法国革命版的断头机，是体现“人道主义”的杀人机器。活跃在革命中的知识分子，还在争论身首分离后的存活时间。拉瓦锡答应在铡刀落下之后尽量地眨眼。行刑的刽子手，提起这颗伟大的头颅数着，说拉瓦锡至少眨了11下。

详见发汉对照《世界名人简介——科学家传》拉瓦锡篇

Reichskanzler

有一点不太明白:马拉是93年被刺杀的，拉瓦锡死于94年。究竟何解？
我怀疑，拉瓦锡的死跟他是总包税所（Ferme Generale）的总包税人有直接关系，在旧制度时代，这些人往往被指责为吸血鬼、寄生虫、国家的敌人，公众对他们充满了仇恨。从Yves Durand的研究（Les fermiers generaux au 18e siecle）来看，总包税人中有不少是勤勉称职的人，其中还不乏才智之士，其中就有拉瓦锡和爱尔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