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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西方之间跨来踱去，发觉有一个时段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搭得很近，很短的一段时间，好像世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60年代。……
1960年1月3日从南部普罗旺斯上路时，阿尔贝.加缪是可以乘火车的，他车票都买好了。但有朋友从香精城格拉斯赶来看他，他便上了他们的车。一行人一路向巴黎赶，第二天中午在森斯吃了午饭。刚开出20多公里，汽车一个急闪直撞向路边的一棵悬铃木，再弹到另一棵树上，驾车的是加利马出版社的新老板米歇尔.加利马。加缪当场死亡，米歇尔五天以后死在医院，米歇尔的妻子坐在后座上，没有死，她上车前与加缪换了个座位。没有人知道汽车为什么在那一刹那失控，奔向命运的终点，只留下超速一说。加缪的手表飞到路边的田野里，在那一刻停止转动，指针停在13点55分。他46岁，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一部没写完的长篇小说的手稿《第一个人》就在车后座上。文字是不死的。
人很少在他死的地方留下什么，后来我去找车祸发生的那条路，五号国道在这一段已经没有了，早已扩建成高速公路。断头台换成了机关枪而已，我站在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约那河边，这样想。加缪死后，法国进入私人汽车时代，公路和在其上奔驰的四个轮子，从60年代开始，成了欧洲最大的生命杀手。所以1960年1月4日那一幕颇有点预示性。何况这一天会来得出人意料地快。任何想让人插上翅膀的努力，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技术上的，都是预设了一个更大的杀手等在前面。1月4日，新年刚过，一场车祸揭开了一个时代。

全文见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