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留学，对我是一个刺激神经的话题。我至少有四次机会被公派出国留学，但用家乡土话说，都是差一点儿没留成，或差一点儿留成，总之都没成。
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和我同班同学马林让(我的
入团介绍人，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非典期间病逝)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这对一个18岁的乡下孩子，真是喜从天降。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向往苏联！我个人更对产生过门捷列夫、罗蒙诺索夫等大科学家的莫斯科大学十分钦佩。30年后访苏，我还利用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身份刻意让主人安排 “考察”了莫大新闻系。留苏的事终于因中苏关系出了毛病而未能落实。胶南一中崔老校长后来教导我，留苏不成就去考清华或北大吧，你们是这个穷地方有史以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助学金，怎么可能？！好好拼去吧？每每念及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前辈的话，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中学六年一直喜欢代数，但几何学得较差，思来想去没报清华。若干年后是儿子考上了清华。
同年晚秋某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和同班同学刘立炎(来自湖南，曾任驻尼泊尔使馆一秘，益阳师专教授，诗人)，准备次年留英。我刚到北大不到半年，听到这消息既惊喜、又茫然。北大是第一个把我从“自以为是”迅速改变成能“自以为非”的圣地，不大舍得匆匆离去。好在第二学期碰上的饥饿解决了这个难题。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派我们这批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后，据传，周恩来总理指示，为方便工作，可选几个会英文的干部再学法文。1965年7月的一天，外交部教育司(后来合并到干部司)丛文滋同志通知我和应谦等人赶快去北外法语系突击学法文，准备于次年夏到日内瓦国际翻译学院留学。应谦，浙江仙居人，父母比我父母还穷。读研究生时，我曾和他同宿舍，他爱整洁，睡下铺。我喜欢上铺，上下麻烦一点，但不叠被子也不太显眼。应后来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前年不幸病逝。当年没有想过不听组织分配的问题，我们几个愉快地开始从头学法语，不拿工资，但每月享受42.75元研究生助学金。记得我俩每月都能省下些钱往老家寄。有一条学习纪律是，从早上6∶00起床到晚10∶00熄灯，都不说中文或英文。我们共有五个学生、四位老师——两位中国老师、两位外教。其中一位外教是前总统戴高乐的侄女，她教课爱同时嚼口香糖，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注重实效。次年5月16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自然不会再议。我们几个搞了一次公费“革命串联”便下乡了。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中国年轻人赴美留学成为可能，但我不再年轻。我从江西农村调到非洲工作了七年之后，到了部新闻司，先后在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真三位司长领导下干活。他们对我帮助都很大。忘了哪一天马司长问我：愿不愿到美国弗莱切学校进修一年半载。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留学机会了！我答应回去想想。可没过两天，他告我别想了，可能让你留下做副司长、发言人。借用一下发言人术语，当时，我欣然同意马司的“立场”，没想什么，我已经逐步适应了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
四次留学“未遂”，体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祖国和民族的历史积累就是你的机遇、你的挑战、你的大性格、你的大命运；爱自己的祖国，并尽力把这种爱转化为报效人民的学识、能力和有效劳动。

摘自作者为姚芸竹《还我一个真剑桥》(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书所写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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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谦的原名是另一个,我们叫他应荣YAN. 他们这批从仙居考到北京就有七八个同学, 在50年代后期的那一年仙居曾经是浙江省的升学率很高的地方. 我和他的同学郑土生老师从90年代初期开始就是忘年交. 郑老师和现外交部长是同班同学, 而且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的至交, 郑老师的儿子叫郑朋, 是钱先生夫妇取的名字. 应前辈的去世我当年也是从郑老师那里听到的. 那也是仙居人才的一大损失. 我们跟郑老师的交往, 让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及如何做人, 这是目前我们许多年轻人很难有机会学到的了. 他们的另一个同学一直在杭州, 曾任杭州市党校校长, 刚刚今年从杭州市历史学会会长职务退下来, 因为郑老师的关系, 我来杭州后, 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往来.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做人正直, 为官清正, 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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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 题目：
李肇星口述：我四次"未遂"的留学
http://www.shm.com.cn/newscenter/2005-09/1...tent_94497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