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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看法发人深思，看来留学生的研究不仅拓宽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而且能解决现实问题。您对中外文化交流史也很有研究，主编了五卷本、近三百万字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请谈谈这方面的心得好吗?
　　
答：随着留学史研究的深入，我又对中外文化交流史有所涉猎。当然，留学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体，只有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了厚实的基础，留学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过来，只有通过留学史的具体而深入的探讨，才能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提高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水平。当我由留学史延伸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后，很快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外语水平远远难以胜任。但我在学术研究上常常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犟“脾气”，最后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当然也有一点十分肤浅的心得体会。面对源远流长又复杂多变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我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外文化如何对接，也就是说文化交流必须找到一个良好的对接点才能持久和成效巨大。那么，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点究竟在哪里呢?八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在论及王国维之死时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中外文化交流如果不和社会经济的变革连接在一起，就不可能使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质的飞跃。换言之，中外文化交流的真正对接点应该是社会经济的更新。佛教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规模不可谓不大，时间不可谓不长，影响不可谓不深，但除了被历代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以及被儒学所吸收后出现了宋明理学外，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文化发生带有革命意义的变革。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外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大量输入的过程，直接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改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引发中国传统“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大裂变的局面就势所必然。特别是通过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进，艰难地将西方的物质文化植入了中国古老的土地，从而让西方文化真正找到了一个涌人中国的着陆点，由此就拉开了史无前例的百余年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由此可见，就百年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来讲，以变革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名副其实的对接点。与文化交流的对接点相关联的还有一个良好的接收机制和传播机制的问题。对于文化的引进者来讲，往往比较关注外来文化的先进性，尤其惧怕将国外落后的垃圾文化弄过来。这种良好的愿望是值得敬佩的，但实际上难以行得通。文化的引进，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择者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素质。如果选择者的素质很高，具备现代的判断能力，就会不遗余力地将现代文化介绍过来；如果选择者思想守旧，价值观仍停留在中世纪，就绝对不会去引进现代的理念、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理论及方法，充其量搞出个新瓶装旧酒来，欺世盗名。所以，文化的引进必须和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同步，必须和社会的进步同步。在文化的接收机制当中，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再好的文化，让卑劣者去引进，引来的肯定是卑劣文化。当然，社会的渴求、体制的得当、政策的可行、时机的把握、队伍的整齐等，在文化的接收机制当中也非常重要。只有多种相关因素的有机配合；才会出现良好的文化接收机制。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出现了大规模卓有成效的文化引进，肯定有一个良好的接收平台在持久地发挥作用。相对接收机制来讲，文化的传播机制虽然在文化交流当中处于次要位置，但也相当重要。因为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没有行之有效的传播机制，文化的交流肯定是支离破碎的。对于文化传播者而言，选择良好的传播对象特别重要，对象选错了，很难有成效。历史证明，佛教文化比较易于在亚洲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则主要在欧美。近五百年来，那么多传教士在中国长期播植基督教“福音”，却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中国缺少基督教文化生长的沃土，也可以讲基督教传教士的对象选择有待商榷。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传播对象选择得很准确，再配以高水平的传播队伍、科学的传播手段以及持久的社会团体或国家权力的有效支持，就会形成合理的传播机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播的高潮。诚然，这中间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传播机制与接收机制的沟通与汇合问题。总而言之，文化的交流是极其复杂和深奥的，一般地叙述文化交流的现象还比较容易，真正地讲深、讲透文化交流的规律和特点则非常困难。我们的那部文化交流史如果能为后来的研究者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铺下一块基石，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