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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昌英(1894—1973年)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乃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北京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袁昌英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启蒙熏陶。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杨端六(1885—1966年)，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
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3岁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不久，杨端六应杨杏佛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三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杨端六在长沙应毛泽东之邀在第一师范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三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杨演讲时毛泽东作的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袁昌英也于1920年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是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战前，袁昌英就自觉抵制日货，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在战时，当生活困难，随时面临敌机轰炸的威胁下，她坚持完成了二十万言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学生后来颇有成就，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师恩难忘。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大法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武汉大学现在成为全国中法学术交流中心，这是和袁昌英当年在此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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