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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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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曾两次访问欧洲。在巴黎，友人应我的恳求，带我寻访周恩来当年在巴黎的时光和足迹，使我终生难忘。今年适逢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谨追忆寻访历程，以寄怀念之情。
　　在巴黎上千条街道中，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毫不起眼，连陪同我的西蒙夫人也很吃惊，连连询问多次才找到了这个偏僻小巷。
　　但走进戈德弗鲁瓦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
　　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就紧挨着这块纪念牌。这家旅馆是一栋干净整齐的三层小楼，法国旅游局的铜牌表明这是一家二星级旅店。老板是一对华人夫妇。
　　女主人告诉我们，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开一家旅馆，通过中介找到了这处旅馆。“我们发现，小旅馆不但整洁标致，而且舒服温馨，就毫不犹豫地接手了。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曾在这里生活过。”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我们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贷款时，他们一听说是周总理住过的房子，还给了我们一些优惠。”旅馆的1号住房，便是当年周恩来住过的那一间。这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女主人告诉我，前来住宿的中国人并不多，但专程来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少。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那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都曾特意来这里小住。在房子没有被改造前，邓颖超也曾来这里看过。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了巴黎。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们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据史料记载，周恩来主要为天津《益世报》《新民意报》写文章。有影响的有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周恩来从法国发回的通讯报导。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我翻阅了“留言薄”，许多是中国游客写的，也有用法文、英文、俄文写的。邓颖超和他们的侄子、侄女都留有笔迹，几任驻法大使：韩克华、黄镇、姚广、吴建民……都有签名。一位前苏联汉学家伊凡诺夫访问后留下深情的题词。他说：“……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战士……他从这里起始，一生奉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毕其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就要离开时，在住房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展柜里，偶然发现了一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珍贵文物，淡黄纸复印件，是周恩来1929年7月下旬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封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1924年7月20日。”可惜我没有摄像、复制，只能手抄，至今保存在我的《出访笔记》中。
　　告别法中友协秘书长西蒙夫人时，我对她陪我寻访周恩来巴黎故居表示深情地谢意。她却说：“周恩来是世界名人，和平的旗手，我一向尊重他。今天有机会陪中国友人寻访他当年在法国的故居，也是我的荣幸。我又知道了许多，使我更加钦佩这位伟人。我永远会纪念他。”

　杨建峰